文章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工具，政府性基金设定法律体系是其一切功能发挥的逻辑前提，并最终取决于行政审批与立法规制两种路径间的选择。事实上，无论是从设立权的创制性权力属性视角，或是政府性基金与税收同质性的财政收入视角，政府性基金设立权都应当是一种立法权。以此立场检视我国政府性基金设定法律体系的四个层次，呈现出总括性授权存在矛盾、具体授权虚设与缺位、行政审批权与设定权属性背离、具体征管规范层级较低且较多的窘境。依循设定权权属配置的思路重构我国政府性基金设定法律体系，横向上应形成“人大立法+授权立法”的设立权分配模式，以及“职权立法+部门规章”的规定权分配模式；纵向上，公共物品层次性可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设定权予以证成，但还需在设立权行使机关、设立程序、设立范围上予以约束，并最终立足于我国立法体制及财政体制。

文章关键词:

项目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我国政府性基金治理困境的法治应对研究”（16BFX166）,

论文作者:赵菁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 

论文DOI: 10.13454/j.issn.1674-8638.2021.05.012

论文分类号: D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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