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作家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一经面世，就吸引了读者和评论者的目光。影片讲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晋西北，韩冲一直未娶，见腊宏带着哑妻和一双儿女着实可怜，便好心收留在自家。腊宏好吃懒做，常打骂哑妻。韩冲炸獾误炸死了腊宏，村里的干部与长辈围绕着如何给红霞赔偿一事，几次三番地协调，在没有列出具体款项而红霞也坚决不要赔款的情况下，韩冲和红霞的情感在彼此照顾中得到升华。电影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小说的故事框架，但是在故事结构和电影的拍摄手法上尝试了新的方法。创作者通过大胆的艺术表达，在描摹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将当时的农村问题融入其中，并为影片追加了悬疑追踪色彩。但创作者对影片中涉及问题的描写浅尝辄止，为我们留下了思考和想象空间。 一、电影中“喊山”的内在意蕴 电影何以用《喊·山》命名，故事一开始就已经交代了由来。影片中，主人翁韩冲的家和情人琴花的家距离看似只有一条沟，实则很远，想要跨过这条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山里的生活样貌和平原地区大不相同，他们多是依山而居，加之环境安静空旷，所以大多用“喊”来交流。电影开篇，就通过这一独特交流方式，将观众迅速引入大山的生活状态。电影《喊·山》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故事情节，而是其中对于一个特殊女人故事的展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尽量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进而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希望自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面对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应对和看待？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 (一)韩冲第一次喊山 电影中第一次喊山，意在交代主人翁韩冲与琴花之间的关系，也把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具“雷管管”推向台前。这个道具虽然存在，却又从未真实出现过。因此，影片中的这第一次喊山与影片主题呼应，并且成为故事发生的导火索。除此之外，第一次喊山也将村里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使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让整个村的地貌、环境尽收眼底，使受众在观影的同时也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韩冲第二次喊山 主人翁韩冲的第二次喊山，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愉悦。韩冲在给琴花送粉回家的路上，内心欢愉使韩冲不得不通过“喊”来表达。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呐喊是韩冲听到雷管爆炸之后，他高兴地边跑边喊“炸着了，炸着了，你们等着吃獾肉吧”。这次喊山，韩冲的内心可以用狂喜来形容，然而故事在这里发生转折，韩冲自认为炸死的獾，不是獾，而是同村的腊宏。腊宏的死对韩冲而言，带来了巨大的转折。他再次用痛彻心扉的“喊”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用韩冲的话说，山里人高不高兴都喊喊，只有这样才是自己内心的真实表达。 (三)红霞喊山 故事中“喊山”的风俗在多个情节都有体现，不仅仅对韩冲而言，应该说山里的全部山民，都可以通过喊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喊山是通过红霞来完成的，红霞虽多年不说话，却能够通过“喊”来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当腊宏死后，红霞多年来心里的压抑得到了释放，她也拿起瓷盆跑向山上，喊出不堪的痛苦和委屈，塑造了一个悲苦、深沉又不乏隐忍的女性形象。 二、农村的男人 电影中男人的形象特点十分鲜明，也处处体现着中国社会“男人当家作主”的特点。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是由男人的行为推动着、牵引着。也就是说不管遇到大事小事，男人说了算。寓意着当时社会男人的行为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就像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一样，都是男人处于主导作用和地位。 (一)韩冲的形象 韩冲是这部电影的男一号，如果用两个词来总结韩冲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善良、真性情。从刚开始腊宏带着妻儿来到这里无处安身，韩冲便把喂驴的房子给他们住，并且给红霞女儿拿粉浆糊饼。当韩冲听到腊宏在打红霞时，他也立即冲到屋子里说：男人打女人算什么本事。这一系列的展现，也为接下来韩冲照顾红霞母女做了铺垫。 像韩冲这样质朴并且充满正义感的人还有韩冲的父亲和村长，韩冲代表的是农村里这一类人。我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的优缺点都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所以在这里，韩冲与他父亲的形象是基本一致的，有担当，有责任感。这一形象还体现在后面父亲去公安局报案，将自己的儿子绳之以法。像韩冲一样的山野村民，有着微薄的收入，一辈子都在山里耕作。由于物质匮乏，又没有文化，使得山民们保守排外，愚昧无知。这也是山里小农的真实写照[1]。 (二)腊宏的形象 腊宏的形象在影片刚开始就一经展现出来，不尊重女人、好吃懒做等。而在故事开始不久，腊宏便被炸死了，这也暗示着“恶人有恶报”。腊宏这个角色几乎是将农村里所有恶事都做尽了，拐卖儿童妇女、虐待妇女，可谓罪有应得。 三、农村的女人 影片中，农村女人的形象刻画得很生动，有因被迫失语的被拐女人红霞，有外貌丑陋的女人琴花，有不知道姓名的腊宏前妻，这些女性形象是不同类型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同样，在小说《喊·山》当中，也充分展现了众多有名无名，有名无姓的女人们，对于生活现状无法诉说的悲痛和反抗。下面针对两个具有鲜明对比的角色进行分析。 (一)红霞的形象 红霞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虽然在整部影片中，红霞并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她的形象却是最深入人心的。红霞是个哑巴，她跟着腊宏刚来到岸山坪的时候，腊宏就指着老婆告诉乡亲：“哑巴，你们不要逗她，她有羊羔子疯病，疯起来咬人。” 照镜子，是红霞前后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腊宏死后，红霞拿出柜子底下放了许久的镜子，擦一擦，照照自己，这是束缚的解脱，这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表现。影片中红霞第一次迈出家门，不仅仅象征着她走出了腊宏压迫多年的阴暗，也象征着她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开始勇敢地做自己。她虽被迫不会说话，但她的那一声喊山，也喊出了多年的压抑和痛苦，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次呐喊[2]。 (二)琴花的形象 影片中，琴花的装扮一直是以长卷发斜扎在左肩，大耳环花衣服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装扮也与她本人的性格相呼应，花红柳绿的衣服就暗示着她朝三暮四、不本分、惹是生非的性格特点。而这种性格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她的家庭条件优越。在农村，贫富的差距决定着一个人的姿态。表面上看这样性格的女人敢爱敢恨、直言不讳，可真是遇到了大事，韩冲向她借钱，她却不答应。 这样的人物形象与红霞有着鲜明的对比。他们之间的对比，一是角色上的对比，琴花是韩冲以前喜欢的人，红霞是韩冲现在喜欢的人；另一个对比是形象上的对比。琴花高傲洒脱，无拘无束，家庭条件优越，嗓门大，爱说话；红霞受压迫和束缚，出身富贵人家但命不好，被拐卖，可骨子里是高贵的，一言不发[3]。 四、农村的社会问题 (一)法制观念 在农村，遇到大事小事，大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将村里的长辈、干部喊到一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自行解决。当韩冲将腊宏炸死后，大家凑到一起讨论时说道：“我琢磨着，这事不能报，老村长眼看就不行了，县里头很快就会派新的村干部来咱们这，冲子这事就是咱们村的污点。来了就挂这么一个污点，新干部肯定不乐意”。解决方法的选择上注重不给村里抹黑，不让村里留下污点是最主要的，也是首要考虑的。所以村里遇到事情不是用法律来解决，而是靠最原始的乡规来处理。封闭的山里人也一直都是延续这样的方式，在老百姓心里，没有什么公平道义，村干部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影片中，韩冲也是通过村干部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虽然进入21 世纪，但在封建意识浓厚、法制观念淡薄的落后地区，拐卖人口、家庭暴力依然存在。影片中，如果最终不是韩冲父亲主动上报，事情依然掩埋在农村。 (二)民俗的体现 这部影片并没有着重描述丑陋的事件，更多的是展现凄美的爱情，农村人文的质朴。民俗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符号，多年来一直通过书面形式或者口头相传等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有着历史性的传承意义。这部影片中也展现了浓郁的民俗色彩，很多作品在表现民俗风情时，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展现出来，但也不是面面俱到。从语言方面而言，此片采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希望通过方言来还原原汁原味的山里生活，也通过当地的方言来更好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例如影片中干甚嘞、炸着了、讨吃、孬相等词汇，都有着浓浓的地方特色。另外俚语多次出现，例如：“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别人的就是别人的“疼出来的媳妇心软”阳关路上不走，奈何桥上你走一回”等。再从影片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民俗来说，镜子、烟卷儿、油坊、油灯等充分还原了时代风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靠双脚，人们在山沟沟里劳动的场景，都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充分展现了当地物质生产民俗的模样[4]。 五、叙事结构 整部影片的故事主线清晰明了，其中红霞过往的回忆不断出现，通过闪回的方式一直出现在影片中。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也不断加深对人物形象的认识，更为红霞在影片中一些不合常规的行为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便于观众的理解，也为结尾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回忆中，红霞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受着良好的教育，她在一次元宵节灯会上，和父母走散被人贩子贩卖，后来因为知道腊宏杀人，被害成了哑巴，随后腊宏把她带到了这个山村生活。外界看来，两人名为夫妻，实际上红霞却是他发泄欲望的工具，红霞还经常遭到家庭暴力的侵扰。闪回的叙述手法将故事很好地串联在一起。 电影在结束时，选择开放式，韩冲认罪的那一刻，红霞却先一步自首。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并没有引申，这样的故事结尾给观众留下一丝丝悬念和更好的想象空间，还给观众一种故事并没有结束的感觉。短短的一部影片，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很多，想要表现和刻画的细节也很多，尤其是韩冲和村民发生冲突的片段，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是极高，演员表演非常卖力，显得声嘶力竭，可是前期铺垫略显不足，所以没有引发观众更多的共鸣。但是对整部影片而言，凄美的爱情，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现实生活中太多的迫不得已都是对当时、当地、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意犹未尽。 [1]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葛水平.喊山[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3]张士闪.艺术民俗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4]张余,曹振武.山西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山西省长治市作家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一经面世，就吸引了读者和评论者的目光。影片讲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晋西北，韩冲一直未娶，见腊宏带着哑妻和一双儿女着实可怜，便好心收留在自家。腊宏好吃懒做，常打骂哑妻。韩冲炸獾误炸死了腊宏，村里的干部与长辈围绕着如何给红霞赔偿一事，几次三番地协调，在没有列出具体款项而红霞也坚决不要赔款的情况下，韩冲和红霞的情感在彼此照顾中得到升华。电影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小说的故事框架，但是在故事结构和电影的拍摄手法上尝试了新的方法。创作者通过大胆的艺术表达，在描摹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将当时的农村问题融入其中，并为影片追加了悬疑追踪色彩。但创作者对影片中涉及问题的描写浅尝辄止，为我们留下了思考和想象空间。一、电影中“喊山”的内在意蕴电影何以用《喊·山》命名，故事一开始就已经交代了由来。影片中，主人翁韩冲的家和情人琴花的家距离看似只有一条沟，实则很远，想要跨过这条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山里的生活样貌和平原地区大不相同，他们多是依山而居，加之环境安静空旷，所以大多用“喊”来交流。电影开篇，就通过这一独特交流方式，将观众迅速引入大山的生活状态。电影《喊·山》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故事情节，而是其中对于一个特殊女人故事的展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尽量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进而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希望自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面对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应对和看待？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一)韩冲第一次喊山电影中第一次喊山，意在交代主人翁韩冲与琴花之间的关系，也把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具“雷管管”推向台前。这个道具虽然存在，却又从未真实出现过。因此，影片中的这第一次喊山与影片主题呼应，并且成为故事发生的导火索。除此之外，第一次喊山也将村里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使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让整个村的地貌、环境尽收眼底，使受众在观影的同时也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二)韩冲第二次喊山主人翁韩冲的第二次喊山，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愉悦。韩冲在给琴花送粉回家的路上，内心欢愉使韩冲不得不通过“喊”来表达。影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呐喊是韩冲听到雷管爆炸之后，他高兴地边跑边喊“炸着了，炸着了，你们等着吃獾肉吧”。这次喊山，韩冲的内心可以用狂喜来形容，然而故事在这里发生转折，韩冲自认为炸死的獾，不是獾，而是同村的腊宏。腊宏的死对韩冲而言，带来了巨大的转折。他再次用痛彻心扉的“喊”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用韩冲的话说，山里人高不高兴都喊喊，只有这样才是自己内心的真实表达。(三)红霞喊山故事中“喊山”的风俗在多个情节都有体现，不仅仅对韩冲而言，应该说山里的全部山民，都可以通过喊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喊山是通过红霞来完成的，红霞虽多年不说话，却能够通过“喊”来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当腊宏死后，红霞多年来心里的压抑得到了释放，她也拿起瓷盆跑向山上，喊出不堪的痛苦和委屈，塑造了一个悲苦、深沉又不乏隐忍的女性形象。二、农村的男人电影中男人的形象特点十分鲜明，也处处体现着中国社会“男人当家作主”的特点。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是由男人的行为推动着、牵引着。也就是说不管遇到大事小事，男人说了算。寓意着当时社会男人的行为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就像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一样，都是男人处于主导作用和地位。(一)韩冲的形象韩冲是这部电影的男一号，如果用两个词来总结韩冲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善良、真性情。从刚开始腊宏带着妻儿来到这里无处安身，韩冲便把喂驴的房子给他们住，并且给红霞女儿拿粉浆糊饼。当韩冲听到腊宏在打红霞时，他也立即冲到屋子里说：男人打女人算什么本事。这一系列的展现，也为接下来韩冲照顾红霞母女做了铺垫。像韩冲这样质朴并且充满正义感的人还有韩冲的父亲和村长，韩冲代表的是农村里这一类人。我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的优缺点都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所以在这里，韩冲与他父亲的形象是基本一致的，有担当，有责任感。这一形象还体现在后面父亲去公安局报案，将自己的儿子绳之以法。像韩冲一样的山野村民，有着微薄的收入，一辈子都在山里耕作。由于物质匮乏，又没有文化，使得山民们保守排外，愚昧无知。这也是山里小农的真实写照[1]。(二)腊宏的形象腊宏的形象在影片刚开始就一经展现出来，不尊重女人、好吃懒做等。而在故事开始不久，腊宏便被炸死了，这也暗示着“恶人有恶报”。腊宏这个角色几乎是将农村里所有恶事都做尽了，拐卖儿童妇女、虐待妇女，可谓罪有应得。三、农村的女人影片中，农村女人的形象刻画得很生动，有因被迫失语的被拐女人红霞，有外貌丑陋的女人琴花，有不知道姓名的腊宏前妻，这些女性形象是不同类型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同样，在小说《喊·山》当中，也充分展现了众多有名无名，有名无姓的女人们，对于生活现状无法诉说的悲痛和反抗。下面针对两个具有鲜明对比的角色进行分析。(一)红霞的形象红霞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虽然在整部影片中，红霞并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她的形象却是最深入人心的。红霞是个哑巴，她跟着腊宏刚来到岸山坪的时候，腊宏就指着老婆告诉乡亲：“哑巴，你们不要逗她，她有羊羔子疯病，疯起来咬人。”照镜子，是红霞前后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腊宏死后，红霞拿出柜子底下放了许久的镜子，擦一擦，照照自己，这是束缚的解脱，这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表现。影片中红霞第一次迈出家门，不仅仅象征着她走出了腊宏压迫多年的阴暗，也象征着她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开始勇敢地做自己。她虽被迫不会说话，但她的那一声喊山，也喊出了多年的压抑和痛苦，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次呐喊[2]。(二)琴花的形象影片中，琴花的装扮一直是以长卷发斜扎在左肩，大耳环花衣服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装扮也与她本人的性格相呼应，花红柳绿的衣服就暗示着她朝三暮四、不本分、惹是生非的性格特点。而这种性格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她的家庭条件优越。在农村，贫富的差距决定着一个人的姿态。表面上看这样性格的女人敢爱敢恨、直言不讳，可真是遇到了大事，韩冲向她借钱，她却不答应。这样的人物形象与红霞有着鲜明的对比。他们之间的对比，一是角色上的对比，琴花是韩冲以前喜欢的人，红霞是韩冲现在喜欢的人；另一个对比是形象上的对比。琴花高傲洒脱，无拘无束，家庭条件优越，嗓门大，爱说话；红霞受压迫和束缚，出身富贵人家但命不好，被拐卖，可骨子里是高贵的，一言不发[3]。四、农村的社会问题(一)法制观念在农村，遇到大事小事，大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将村里的长辈、干部喊到一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自行解决。当韩冲将腊宏炸死后，大家凑到一起讨论时说道：“我琢磨着，这事不能报，老村长眼看就不行了，县里头很快就会派新的村干部来咱们这，冲子这事就是咱们村的污点。来了就挂这么一个污点，新干部肯定不乐意”。解决方法的选择上注重不给村里抹黑，不让村里留下污点是最主要的，也是首要考虑的。所以村里遇到事情不是用法律来解决，而是靠最原始的乡规来处理。封闭的山里人也一直都是延续这样的方式，在老百姓心里，没有什么公平道义，村干部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影片中，韩冲也是通过村干部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虽然进入21 世纪，但在封建意识浓厚、法制观念淡薄的落后地区，拐卖人口、家庭暴力依然存在。影片中，如果最终不是韩冲父亲主动上报，事情依然掩埋在农村。(二)民俗的体现这部影片并没有着重描述丑陋的事件，更多的是展现凄美的爱情，农村人文的质朴。民俗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符号，多年来一直通过书面形式或者口头相传等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有着历史性的传承意义。这部影片中也展现了浓郁的民俗色彩，很多作品在表现民俗风情时，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展现出来，但也不是面面俱到。从语言方面而言，此片采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希望通过方言来还原原汁原味的山里生活，也通过当地的方言来更好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例如影片中干甚嘞、炸着了、讨吃、孬相等词汇，都有着浓浓的地方特色。另外俚语多次出现，例如：“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别人的就是别人的“疼出来的媳妇心软”阳关路上不走，奈何桥上你走一回”等。再从影片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民俗来说，镜子、烟卷儿、油坊、油灯等充分还原了时代风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靠双脚，人们在山沟沟里劳动的场景，都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充分展现了当地物质生产民俗的模样[4]。五、叙事结构整部影片的故事主线清晰明了，其中红霞过往的回忆不断出现，通过闪回的方式一直出现在影片中。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也不断加深对人物形象的认识，更为红霞在影片中一些不合常规的行为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便于观众的理解，也为结尾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回忆中，红霞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受着良好的教育，她在一次元宵节灯会上，和父母走散被人贩子贩卖，后来因为知道腊宏杀人，被害成了哑巴，随后腊宏把她带到了这个山村生活。外界看来，两人名为夫妻，实际上红霞却是他发泄欲望的工具，红霞还经常遭到家庭暴力的侵扰。闪回的叙述手法将故事很好地串联在一起。电影在结束时，选择开放式，韩冲认罪的那一刻，红霞却先一步自首。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并没有引申，这样的故事结尾给观众留下一丝丝悬念和更好的想象空间，还给观众一种故事并没有结束的感觉。短短的一部影片，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很多，想要表现和刻画的细节也很多，尤其是韩冲和村民发生冲突的片段，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是极高，演员表演非常卖力，显得声嘶力竭，可是前期铺垫略显不足，所以没有引发观众更多的共鸣。但是对整部影片而言，凄美的爱情，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现实生活中太多的迫不得已都是对当时、当地、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意犹未尽。参考文献：[1]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葛水平.喊山[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3]张士闪.艺术民俗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4]张余,曹振武.山西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