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80 年代末起步的中国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内地学者在针对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时所提出的概念、关键词、理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笔者通过与相关论著结合的方式进行例证，总结、归纳、提炼出学者们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热点论题，发现“文化冲突”这一议题是饱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前期的“身份认同”“文化选择”到后期的“文化融合”“文化平衡”，发生的变化无疑是这一主题研究的延伸与发展。通过对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资料的整理，不难发现学者们关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化冲突”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第一个阶段是华文作家背井离乡后对本源文化依然怀有眷恋而与移民国文化产生的价值冲突。正如钟希明所述“文化认同的发生源来自异质感与危机感”①，身处异域的华文微型小说作家的生活中，不可避免会充斥着身处异乡的疏离感和危机感。在此形势下，作家们只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在作品中寻找文化身份认同，因此在身份选择的问题上，也是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的情节。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往往在“本源文化”与当地异质文化相互冲突下进行创作，同时在进行有关文化认同问题的创作书写中，作家们也因此才得以寻找到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根脉。
一切事物得以长久的发展，除了偶然性的推助力，正常状态下都有其必然原因，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也符合一般文学现象的发展规律。在微观意义上，由于东南亚华人在异质文化充斥的文化语境中，需要有关传统中华文化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与拓展，于是作者们便开始了相关的书写，微型小说这种小说形式正好作为他们“寻根”“护根”“忧根”“兴根”意识的载体。从宏观意义上讲，随着移民潮的涌现，东南亚华人在东南亚各国中所占的比例已有明显提升，他们已然作为一个族群存在于异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就是中华文化在除本国以外的分支，他们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也是东南亚华人的“本源文化”，本源文化在异域的认同与拓展情况也会集中反馈到东南亚华人身上，这也将形成一个循环的机制，决定着华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早期的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对于“文化冲突”主题的表现主要是由单一的中华母体文化影响的。李婷的《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华情结”》一文便聚焦于泰国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在第一代泰华作者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由于政治或历史原因的移民“叶落离根的痛楚与无奈、在异国他乡经济与文化影响下对原生地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中华民族取得发展后对叶繁根兴的希冀”的情感，洞察到第一代移民在身处异国他乡的无奈，迫于生活需要融入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失根”的地理现实与“守根”的心理期望下，导致难以融入移民地生活，而进行了文化寻根主题类微型小说的创作，以期通过作品聊以慰藉失根的孤寂，并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王振科的《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一文中，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融合、相互接受是必然的，且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论者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指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等方面的因素，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地位相距甚远，这就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孵化出了不少关于文化冲突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
简雪娟的《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一文，通过对“黄孟文、希尼尔、南子、张挥”等作家的作品细读后指出，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和艺术创作形式上，多多少少显示了由于中外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冲突。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由于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西化力度加大，导致当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随之变异，从而引发了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传统东方价值观逐渐失落，冲突与融合之间逐渐失衡。
第二阶段则是到中期在双重文化影响下对自身身份的定义及文化的融合。随着“文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在东南亚这片充满热带风情的土地上被突显出来，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创作及研究发展的进程中，也在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的视角上得以关注。
华人族群在东南亚各国身处弱势地位，他们一方面要受到欧美“先进”文化的侵蚀，一方面还会受到原有本土文化的冲击，可谓腹背夹击。华人族群为了在生存地奠定根基，就不得不去进行迎合性、适应性的学习，学习“他族”文化。强调“入乡随俗”的概念，要求华人族群研习当地的文化，了解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去，在内心认同中华文化，在表面却不以“侨民”自居。在文学创作上，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在内容的选择上则尽量以当地居民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文化寻根主题创作的特点是“本源文化”与“本土文化”主动融合。
古远清的《“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初探》一文是针对作家的个体研究。古远清认为吴新钿在微型小说创作的特点是“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具体表现在“故事发生地点多选用菲律宾而非中国、较少选择以中华文化薪传为主题、作品人物命名尽量使用洋名并适应本土情调、作品语言不完全符合汉语规范”。论者认为吴新钿的作品优点在于“吸取了当地文化但没有丢失华族文化的特点、敏感地触及了菲华社会中从家庭婚姻到子女教育成长等问题、作品人物名称虽有洋化但也有部分含有中华文化色彩的命名”，也认为吴新钿真正做到了“菲化”而不丧失华族文化的根本实践，使其微型小说成功地做到了“融合本土，落地生根”。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及研究历程中的“佼佼者”，对其文化冲突和身份选择的研究必然不在少数。蒋潺在《试从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论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家，拥有着高比例的华人占比，在快速的世界发展和潮流趋势之下，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也适应了时代的变迁，并从“创作主体、创作本体、创作载体”这三方面着手分析：考察将社会和文化中的“我是谁”如何融入进创作；探寻在本土文化和“中华”情结的纠结中,作家们如何寻求身份认同；从微型小说文本语言出发，通过剖析华语特征来研究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目的。
宋方的《论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的现状》一文是立足于整体性的视野，站在宏观层面的角度对当时的华文微型小说进行研究评析。宋方提出，华文作家们处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与居住国的社会意识、人生价值乃至风俗习惯发生某种撞击和冲突。同时又受其深刻的影响，作品因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如深刻的批判性，幽默、讽刺的手法，并融合中外语言的优势等，反映了海外华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史和身处其中的社会形态或众生相。他们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创作思维方式和新颖的艺术构架,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而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亦是如此，在与异质文化冲突的浪潮里，对文化的多角度进行融合选择，以便书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袁龙和胡银萍的《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一文研究，是立足于具体的作家作品，通过“华人形象”来纵观历史发展的。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困境，如西方的实用主义盛行，在语言方面又由于华文教育的薄弱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流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因此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内容上，常常表现出带有主动性的抗争意识。在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中便印证了这一观点，作品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绘不同时期社会下的人生百态；另一方面，作者也表达出在新加坡新的发展模式下对中华文化式微的深深忧思，令人印象深刻。论者指明了希尼尔微型小说将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熔铸于新加坡主体意识之中，描摹人世百态，勾勒具有中国特质的华人形象，分别塑造了“孝子贤孙”形象、“不忘国耻”形象、“反思传统”形象、“现代野蛮”形象这四大方面，表现了这一时期华人以中华传统单一文化为主的身份认同逐渐向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身份认同转变的历史进程。
第三阶段是到后期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多重文化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平衡。由于诸多原因，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呈现出显著的共性特点，“都在蕉风椰雨中生长起来，自然带有浓郁的南洋人文风情特色，但这只是调色，其底色依然是华夏文化，二重色调加之作家的生命本色，这‘三大原色’共同交互协奏成其独具风格和色彩的韵味”②。而随着“侨胞”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以及受到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一阶段的华文作者对中华故土的乡愁日益淡化，且新生代华人由于早已拥有当地国籍，并且自小接受当地的教育及文化熏陶，对“中国人”的自身身份已然感到疏离；再加上华侨们在当地鲜少讲中国话、年轻一代甚至不认识中国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愈加稀释。在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作品常常折射出“本源文化”“本土文化”初步融合后的非中非西的新特点，对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后的文化平衡，从中我们也能管窥华族群体由受单一的本源文化影响逐步转变为受多元文化影响的身份族群。
李腾飞在《论泰国华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中指出泰华小说中，包含微型小说所呈现的文化认同焦虑，是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所呈现的单纯的文化二元对立、种族矛盾所引发的认同危机，更多的表现为，在努力融合中泰两种文化的同时，泰华微型小说作家也在努力找回自己的故国归属感，并保持中国的文化信仰。从早期怀有眷恋的背井离乡，到中期的重新定义泰国国民身份，再到后期新形势下的身份融合，这三个阶段均体现了泰华微型小说作家在积极建构双重文化身份，并获得了身份与文化的平衡。
对作家个例进行研究分析的还有李元素《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一文。作家黄孟文作为新华微型小说的重要代表，从根植于骨髓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情结开始，到成长过程中遇到异质的西方文化，到挥之不去的新加坡本土文化，研究通过以上三方面来探寻其微型小说作品中涵盖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从而剖析出黄孟文在不同创作阶段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思考与文化定位，最终在多方文化的平衡中进行微型小说创作。
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附属，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侵袭，并冲锋在前，扮演着一个被多种文化意识形态所浸染的角色。在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原有的主体意识逐渐受到冲击，这对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本身来说，同时具有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消极的是原来具有独立结构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需要做出适应性的改变，积极的是这种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未来更加长远的发展。可以说，摆在创作者及研究者面前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作品呈现中，无论是早期深受“本源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中期与异质文化的相互融合，或是后期选择吸收后的文化平衡，不同的阶段均体现了作家创作时对“文化冲突”这一主题的思考与选择。就文学本身，如何对待并调和中国原有文化因子，如何吸收并融合西方及本土文化因子，如何让文学本身在时代的发展中取得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①钟希明：《流散写作与文化身份认同——龙应台〈人在欧洲〉的诗学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第124页。
②庄伟杰：《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比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90页。
20 世纪80 年代末起步的中国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内地学者在针对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时所提出的概念、关键词、理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笔者通过与相关论著结合的方式进行例证，总结、归纳、提炼出学者们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热点论题，发现“文化冲突”这一议题是饱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前期的“身份认同”“文化选择”到后期的“文化融合”“文化平衡”，发生的变化无疑是这一主题研究的延伸与发展。通过对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资料的整理，不难发现学者们关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化冲突”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呈螺旋式上升趋势。第一个阶段是华文作家背井离乡后对本源文化依然怀有眷恋而与移民国文化产生的价值冲突。正如钟希明所述“文化认同的发生源来自异质感与危机感”①，身处异域的华文微型小说作家的生活中，不可避免会充斥着身处异乡的疏离感和危机感。在此形势下，作家们只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在作品中寻找文化身份认同，因此在身份选择的问题上，也是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的情节。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往往在“本源文化”与当地异质文化相互冲突下进行创作，同时在进行有关文化认同问题的创作书写中，作家们也因此才得以寻找到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根脉。一切事物得以长久的发展，除了偶然性的推助力，正常状态下都有其必然原因，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也符合一般文学现象的发展规律。在微观意义上，由于东南亚华人在异质文化充斥的文化语境中，需要有关传统中华文化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与拓展，于是作者们便开始了相关的书写，微型小说这种小说形式正好作为他们“寻根”“护根”“忧根”“兴根”意识的载体。从宏观意义上讲，随着移民潮的涌现，东南亚华人在东南亚各国中所占的比例已有明显提升，他们已然作为一个族群存在于异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就是中华文化在除本国以外的分支，他们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也是东南亚华人的“本源文化”，本源文化在异域的认同与拓展情况也会集中反馈到东南亚华人身上，这也将形成一个循环的机制，决定着华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早期的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对于“文化冲突”主题的表现主要是由单一的中华母体文化影响的。李婷的《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华情结”》一文便聚焦于泰国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在第一代泰华作者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由于政治或历史原因的移民“叶落离根的痛楚与无奈、在异国他乡经济与文化影响下对原生地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中华民族取得发展后对叶繁根兴的希冀”的情感，洞察到第一代移民在身处异国他乡的无奈，迫于生活需要融入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失根”的地理现实与“守根”的心理期望下，导致难以融入移民地生活，而进行了文化寻根主题类微型小说的创作，以期通过作品聊以慰藉失根的孤寂，并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王振科的《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一文中，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融合、相互接受是必然的，且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论者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指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等方面的因素，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地位相距甚远，这就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孵化出了不少关于文化冲突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简雪娟的《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一文，通过对“黄孟文、希尼尔、南子、张挥”等作家的作品细读后指出，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和艺术创作形式上，多多少少显示了由于中外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冲突。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由于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西化力度加大，导致当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随之变异，从而引发了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传统东方价值观逐渐失落，冲突与融合之间逐渐失衡。第二阶段则是到中期在双重文化影响下对自身身份的定义及文化的融合。随着“文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在东南亚这片充满热带风情的土地上被突显出来，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创作及研究发展的进程中，也在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的视角上得以关注。华人族群在东南亚各国身处弱势地位，他们一方面要受到欧美“先进”文化的侵蚀，一方面还会受到原有本土文化的冲击，可谓腹背夹击。华人族群为了在生存地奠定根基，就不得不去进行迎合性、适应性的学习，学习“他族”文化。强调“入乡随俗”的概念，要求华人族群研习当地的文化，了解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去，在内心认同中华文化，在表面却不以“侨民”自居。在文学创作上，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在内容的选择上则尽量以当地居民的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文化寻根主题创作的特点是“本源文化”与“本土文化”主动融合。古远清的《“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初探》一文是针对作家的个体研究。古远清认为吴新钿在微型小说创作的特点是“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具体表现在“故事发生地点多选用菲律宾而非中国、较少选择以中华文化薪传为主题、作品人物命名尽量使用洋名并适应本土情调、作品语言不完全符合汉语规范”。论者认为吴新钿的作品优点在于“吸取了当地文化但没有丢失华族文化的特点、敏感地触及了菲华社会中从家庭婚姻到子女教育成长等问题、作品人物名称虽有洋化但也有部分含有中华文化色彩的命名”，也认为吴新钿真正做到了“菲化”而不丧失华族文化的根本实践，使其微型小说成功地做到了“融合本土，落地生根”。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及研究历程中的“佼佼者”，对其文化冲突和身份选择的研究必然不在少数。蒋潺在《试从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论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家，拥有着高比例的华人占比，在快速的世界发展和潮流趋势之下，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也适应了时代的变迁，并从“创作主体、创作本体、创作载体”这三方面着手分析：考察将社会和文化中的“我是谁”如何融入进创作；探寻在本土文化和“中华”情结的纠结中,作家们如何寻求身份认同；从微型小说文本语言出发，通过剖析华语特征来研究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目的。宋方的《论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的现状》一文是立足于整体性的视野，站在宏观层面的角度对当时的华文微型小说进行研究评析。宋方提出，华文作家们处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与居住国的社会意识、人生价值乃至风俗习惯发生某种撞击和冲突。同时又受其深刻的影响，作品因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如深刻的批判性，幽默、讽刺的手法，并融合中外语言的优势等，反映了海外华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史和身处其中的社会形态或众生相。他们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创作思维方式和新颖的艺术构架,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而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亦是如此，在与异质文化冲突的浪潮里，对文化的多角度进行融合选择，以便书写出更优秀的作品。袁龙和胡银萍的《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一文研究，是立足于具体的作家作品，通过“华人形象”来纵观历史发展的。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困境，如西方的实用主义盛行，在语言方面又由于华文教育的薄弱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流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因此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内容上，常常表现出带有主动性的抗争意识。在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中便印证了这一观点，作品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绘不同时期社会下的人生百态；另一方面，作者也表达出在新加坡新的发展模式下对中华文化式微的深深忧思，令人印象深刻。论者指明了希尼尔微型小说将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熔铸于新加坡主体意识之中，描摹人世百态，勾勒具有中国特质的华人形象，分别塑造了“孝子贤孙”形象、“不忘国耻”形象、“反思传统”形象、“现代野蛮”形象这四大方面，表现了这一时期华人以中华传统单一文化为主的身份认同逐渐向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身份认同转变的历史进程。第三阶段是到后期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多重文化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平衡。由于诸多原因，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呈现出显著的共性特点，“都在蕉风椰雨中生长起来，自然带有浓郁的南洋人文风情特色，但这只是调色，其底色依然是华夏文化，二重色调加之作家的生命本色，这‘三大原色’共同交互协奏成其独具风格和色彩的韵味”②。而随着“侨胞”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以及受到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一阶段的华文作者对中华故土的乡愁日益淡化，且新生代华人由于早已拥有当地国籍，并且自小接受当地的教育及文化熏陶，对“中国人”的自身身份已然感到疏离；再加上华侨们在当地鲜少讲中国话、年轻一代甚至不认识中国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愈加稀释。在这一阶段的华文微型小说作品常常折射出“本源文化”“本土文化”初步融合后的非中非西的新特点，对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后的文化平衡，从中我们也能管窥华族群体由受单一的本源文化影响逐步转变为受多元文化影响的身份族群。李腾飞在《论泰国华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中指出泰华小说中，包含微型小说所呈现的文化认同焦虑，是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所呈现的单纯的文化二元对立、种族矛盾所引发的认同危机，更多的表现为，在努力融合中泰两种文化的同时，泰华微型小说作家也在努力找回自己的故国归属感，并保持中国的文化信仰。从早期怀有眷恋的背井离乡，到中期的重新定义泰国国民身份，再到后期新形势下的身份融合，这三个阶段均体现了泰华微型小说作家在积极建构双重文化身份，并获得了身份与文化的平衡。对作家个例进行研究分析的还有李元素《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一文。作家黄孟文作为新华微型小说的重要代表，从根植于骨髓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情结开始，到成长过程中遇到异质的西方文化，到挥之不去的新加坡本土文化，研究通过以上三方面来探寻其微型小说作品中涵盖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从而剖析出黄孟文在不同创作阶段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思考与文化定位，最终在多方文化的平衡中进行微型小说创作。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附属，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侵袭，并冲锋在前，扮演着一个被多种文化意识形态所浸染的角色。在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原有的主体意识逐渐受到冲击，这对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本身来说，同时具有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消极的是原来具有独立结构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需要做出适应性的改变，积极的是这种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未来更加长远的发展。可以说，摆在创作者及研究者面前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作品呈现中，无论是早期深受“本源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中期与异质文化的相互融合，或是后期选择吸收后的文化平衡，不同的阶段均体现了作家创作时对“文化冲突”这一主题的思考与选择。就文学本身，如何对待并调和中国原有文化因子，如何吸收并融合西方及本土文化因子，如何让文学本身在时代的发展中取得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①钟希明：《流散写作与文化身份认同——龙应台〈人在欧洲〉的诗学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第124页。②庄伟杰：《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比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