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军坐上出租车，习惯地报上单位地点，“一中院。”
师傅茫然地回头，确认了一下，“八宝山？”周军苦笑了一下，点头确认。
这并非偶然。周军有时也觉得，她所在的位于石景山路16号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与一条马路之隔北京人称为死亡代名词的“八宝山”，有些相近之处。
她所担任庭长的刑一庭负责在重案命案中裁判生死，人命关天，每日如履薄冰。而与她同行的伙伴里，区别于其他法院刑庭的特征是大多为女性。
常年面对杀人、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被冠以柔弱代称的女性法官如何确认证据，决定生杀予夺？女性缜密的心思又是否在法庭上有特殊的性别优势？她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判决的死刑犯那最后一面？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个鲜受关注的群体，听她们讲述那些“在刀尖上跳芭蕾”的日子。
人命关天证据细节毫厘不差
“人不是我杀的。”
法庭上，被告人赵鹏（化名）突然翻供了。
“她洗澡的时候我在外面，她自己滑倒磕在马桶上摔死的。”
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现场。根据指控，被告人赵鹏在妻子回娘家后招嫖，之后因为价格谈不拢，将被害人杀害并分尸。
如果被害人不是他所杀，这在定罪和量刑上可能就是生死之间。赵鹏显然认识到这一点。
无论是与否，必须用证据说话。现有的尸检报告陈述了死因，无法证实赵鹏辩解的真假。周军想了想，和法官找到法医，把尸检鉴定从法医学原理和临床上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究。
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凶手是对尸体进行切割，血液不会倒呛到肺里。但是，她们很快发现，被害人的肺部存在血岛，也就是说，她是在活着的情况下，颈部大血管被切割，血液反呛进气管，在肺部形成血岛。
赵鹏死后分尸的辩解显然是在说谎。周军通过法医学的原理和在案的证据反推，被害人是被杀害的。指控杀人罪最终成立。
在这样的命案中对细节证据毫厘不差的把控，是周军担任庭长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法官们的日常。干得久了，庭里的很多法官都是半个法医专家。
事实上，当她1990年大学毕业时并没想到今后的27年她将过上“在刀尖上跳芭蕾”的日子。12年前，从最高人民法院刑庭，调入彼时管辖着北京西部9区县辖区内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她始终没离开刑事口。
每天高密度地接触重案命案，且案情错综复杂，法官们需要秋毫之间洞悉明察。人命关天，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要想认真办案先过看尸检照片这一关
宣判20分钟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6楼刑庭的办公室里，法官助理张璇正在电脑前最后一遍慢放行凶过程的监控录像。
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两名同宿舍保安，因为琐事生隙，其中一人趁另一人上楼梯时不注意，连续捅对方30余刀，且存在死后补刀现象。
当血案现场一点点还原和放大，28岁的她不动声色地盯着屏幕数着数字，“27、28……31刀”，确认后，抱着卷宗走向法庭。
这种场面是刑庭工作的日常。面对初来乍到的女法官、书记员、速录员对卷宗里尸检照片的抵触，周军一点儿不留情面，“看，必须看，看刀数、位置、深度，刀从哪里进去的，是砍、扎，还是划的，刺到什么部位，什么样的力道能形成这样的创面……”
周军何尝不知道，每天面对这些“重口味”的内容与女法官的性别很不搭，连她自己都是那个大学课本上见了尸检彩页就赶紧翻过去的人。“但是，即使内心天天都在流血，可生死之间，容不得半点疏忽，个人喜恶早已不重要。”
对此，法官刘璐也是深有体会。进法院10年来，她要不断翻阅尸检照片，还有就是现场的视频资料来核实证据。
记得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一对未婚同居男女，在女方生下小孩没多久，男子出轨。女方百般哀求无果的情况下，刺死男友，又杀死第三者。女子自首后异常冷静，但视频里，进入现场的人看见两具遍体鳞伤的尸体，当场反胃想吐。
这样的影像，是周军与刘璐们的案上常客。“开始每天看，看的自己恶心想吐，不想吃排骨、也不想吃肉。回到家里闻到肉味，马上条件反射，眼前就会立刻出现那些恶性案子的情节。”周军说，但时间长了，连90后的女法官们也慢慢习惯了，大家也就学会拿起放下了。
体恤生者最大限度调解
周军觉得，判处罪犯死刑不是最终目的，被害人的家属伤痛仍无法抚平，妻儿没有经济来源也面临着生活的困境，怎样解决这些才是根本。所以法官们会最大限度地做好调解，维护生者的利益。
“死者不能复生。如果被告人愿意付出很大的经济赔偿，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因而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生者今后的生活就有指望了。所以我们庭调成一个案子，法官们特别欣慰。”周军说。
每个个案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周军觉得，透过她们庭的案子可以看见社会最底层人的生活状态，每一起案件的发生跟被告人的生活境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法官有时觉得也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多做很多延伸的工作去帮他们。
“有的被害人家属在西北，家里穷的连开庭来的路费都没有，只能借钱,最后被告人赔偿3000块钱也同意了。想想挺心酸的。”周军说。
庭里的法官经常自己给被害人家属掏个路费、饭费。“遇上家庭特别困难请不起律师的外地家属，法官会教他怎么写申请，然后先调解，调成了再让他来取钱。”
压力山大看电影找泪点宣泄
早上9点，速录员王婧妍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到下午3点，她已经跟了3个庭审，受不了桌面很乱的她，看着一桌子铺满的案卷，没有办法。
而接下来，她需要给第二天要提审的犯人下提票，分别通知被害人家属、律师和公诉人，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去法庭又给一个案件做完记录后，已经是下午6点。她坐下来整理卷宗，要分门别类，审结的案子需要把一审卷退回去，忙完已经是晚上8点了。回家躺在床上，还要想想有没有出错，是不是忘记下了提票，有没有文书没入卷的，想起什么，赶紧拿个小纸条写上……
张璇也在毕业后融入了节奏很快的刑庭，并很快觉得有压力。“全是命案，你要跟很多人沟通，检察院、公安、被害人家属、被告人、辩护律师，由于各自的立场，沟通的方式都不同，我要承受很多不满的情绪。有时看那些家属，都特别悲痛，再看有些被告让他签死刑判决的时候，比受害人家属还崩溃。但你也不能施予同情心，你要绝对理性。”
因为这份职业，法官们谈话间需要非常严谨，“因为可能会被当事人误读，所以即使有想法都要压抑在心底。”
周军也会在半夜醒来，突然想着一份关键的证据和应该引用的法条，赶紧给承办法官打电话，让她早起判决前赶紧确认一下。琐碎还好说，有时候这份工作也潜伏着危险。去年一名艾滋病被告人在宣判后，王婧妍找他签字时，对方情绪激动最终失控，并把口罩摘了，人也要撞墙，法官没时间做任何防护，赶紧过去安抚了他。
“再有一次去昌平提讯，被告人很激动，拿着笔扎向书记员，如果不是法警拦着，就扎眼睛上了。”提起这些，王婧妍仍心有余悸。
尽管琐碎的工作中有着诸多的无奈，但大家都找各自的方式排解。张璇发觉电影院是唯一可以宣泄这种情绪的地方。“看电影，找个点就哭了。我看任何电影都有泪点。”
1992年出生的王婧妍电脑前除了成堆的卷宗，还摆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卡通玩偶和她用彩球做的艺术品，旁边的书架上，除了全套的《鬼吹灯》就是一些面包和水果。“我累的不行的时候，就买零食舒缓压力。或者就中午休息的时候逛淘宝，看衣服，然后累的情绪会慢慢消退。”
偶尔，她还会在朋友圈里秀秀自己做的芝麻酱糖饼、荠菜馅大包子，引得庭里的人一阵垂涎。
刘璐、王婧妍都推崇周军的解压方式。一到周末，她就会去爬长城或者徒步，十一假期会去沙漠或者名山大川。“把负面全部打开，面对自然，把我压抑的东西都掏出来扔掉，再回来好好工作。”
平日里喜欢穿旗袍在咖啡馆里看看书的周军是一个工作和生活有着明显界限的人。走下肃穆的法台，朋友圈里，充斥着她眼中玉兰花开、鱼儿嬉戏、绿柳夏荷的照片和文青语句，让人很难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捏合在一起。
她会在法院的微信公号里发表文章，“走出去，为了放空自己，让紧绷的神经在自然中自由放松，忘却曾经的疲惫，忘却案件的纷扰，忘却卷中的血腥，忘却压力之下的自己。”
职业特征带来的相亲尴尬
80后的张璇是刑庭里公认的“傻白甜”，相亲的路上却满是坎坷。
“人会很厉害吧，是不是有点较劲，说话尖酸刻薄？”“平日很严肃，什么事都你说了算吧？”“职业很危险吧？”这些话很多都出自与张璇第一次相亲对象的口中，其中还有很多高知或海归。
一次次失败后，很多同事会替她鸣不平，觉得按张璇的“肤白、貌美、大长腿”，是一见面就能打高分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他们对法官这个职业会贴上不同的标签。”
90后的王婧妍来了法院后经常会遇见男女朋友不和情杀的案件，有时候一个月遇上好几起，这让她很崩溃，甚至不敢找男朋友。
后来慢慢克服了心理障碍，但在找男朋友的时候会特别谨慎，“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就把话说明白了，大家好聚好散，能成就成，不成还是朋友。他倒是也认可，今年我们结婚了。”
事实上，女法官性别的特征有时在法庭上很有优势。刘璐觉得，面对一些行将崩溃的嫌疑人，有时候女性稍显温情的眼神或许稍稍安抚一下就行。而面对一些棘手的庭审现场，女法官也更能让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家属镇定下来。
但是周军还是很为庭里这些女孩子担心的。庭里很多女法官助理、书记员、速录员都没有结婚，而经常在强奸杀人案的法庭上，要讯问到很多性的细节。“她们无可回避，必须抛下女性的羞耻感，问关键的细节。这对她们未来择友、人生、心理都是有影响的。”
角色难转变回家一副法官脸
除了庭里的未婚女孩儿们的困惑，周军和已婚的女法官们，也要经常面对家人对她们的“抗议”——回家一副法官脸。
每天她们都精神高度紧张。回家虽然放松了，但角色的转换有时会很难。
周军回家就常常被妈妈训斥，“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我们不是被告，别像审我们一样。”她也觉得挺委屈的，“我已经特别注意了，挺温柔在说话了。可能是有职业惯性了。”
有些案子根据法定情节，判不了被告人死刑，而其又太穷没钱赔偿，被害人家属会把仇恨都转嫁到法官身上，“说法官拿了人家钱，被骂的委屈了，有的回家找家人撒气。”
法院的年底基本就是加班季，尤其是刑庭。“有时候一加班一两个月，家里就需要爱人多担待，孩子也管不了。好不容易回了家，因为累又不自觉的一副挺严肃的法官脸，家人就有意见了，可能开庭养成习惯了。”刘璐也很无奈，“我比较直截了当，不太会嘘寒问暖，我现在感觉到了不对，也在改。”
还有一种职业病就是不安全感。见了太多的案件，刘璐会不断地嘱咐家人和孩子，少去治安不好的地方。王婧妍走路只要后面有人，都会不自觉地往后看，总会嘱咐父母，少走小树林和没灯的公园。
学会放下少女活成女汉子
虽然这个工作不惹人爱，但周军觉得，庭里的人都很乐观，氛围特别好。每个季度都会找个周末大家一起出去徒步，约定好谁也不许说工作，不许说案子。
“要给自己很多正能量，学会拿起放下，适时变身。”张璇有着自己成熟的逻辑。“对我来说，早就从少女活成了女汉子。在法院工作，对你做事情的条理性、主次的处理等方面要求很高，非常磨砺人。所以看待人和事会比较全面，而且不会贴标签，人生百态，事物都有规律，不会有平白无故的逻辑发生，什么事情又都会有，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认知。”
刘璐在公安大学决定修刑法学研究生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胆子比较大，喜欢刑法，愿意干这个。但更重要的是我学这行，用它，很有成就感，它跟心理学、哲学息息相关，要去分析主动被动，很有意义。”
工作10年，刘璐没有判过一个死刑。“刑事案件虽然累，但自己的检验和判决得到正确验证的那一刻，是作为法官内心成就感最高的时刻。”
周军对工作最求不出错。“我们在刀尖上跳芭蕾，你看起来很美，而我们的心在流血。干得久了，就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不能不去爱它。”
周军曾审理过很多大案要案，常常是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然后连续加班两三个月回不了家。后来她的女儿长大了，坚持不学文科，一问，说是从小被吓到了，“妈妈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
孩子上大学离家前，周军问女儿，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坐在地上，围在一堆卷宗里。”女儿说。
周军瞬间泪奔。
周军坐上出租车，习惯地报上单位地点，“一中院。”
师傅茫然地回头，确认了一下，“八宝山？”周军苦笑了一下，点头确认。
这并非偶然。周军有时也觉得，她所在的位于石景山路16号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与一条马路之隔北京人称为死亡代名词的“八宝山”，有些相近之处。
她所担任庭长的刑一庭负责在重案命案中裁判生死，人命关天，每日如履薄冰。而与她同行的伙伴里，区别于其他法院刑庭的特征是大多为女性。
常年面对杀人、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被冠以柔弱代称的女性法官如何确认证据，决定生杀予夺？女性缜密的心思又是否在法庭上有特殊的性别优势？她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判决的死刑犯那最后一面？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个鲜受关注的群体，听她们讲述那些“在刀尖上跳芭蕾”的日子。
人命关天证据细节毫厘不差
“人不是我杀的。”
法庭上，被告人赵鹏（化名）突然翻供了。
“她洗澡的时候我在外面，她自己滑倒磕在马桶上摔死的。”
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现场。根据指控，被告人赵鹏在妻子回娘家后招嫖，之后因为价格谈不拢，将被害人杀害并分尸。
如果被害人不是他所杀，这在定罪和量刑上可能就是生死之间。赵鹏显然认识到这一点。
无论是与否，必须用证据说话。现有的尸检报告陈述了死因，无法证实赵鹏辩解的真假。周军想了想，和法官找到法医，把尸检鉴定从法医学原理和临床上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究。
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凶手是对尸体进行切割，血液不会倒呛到肺里。但是，她们很快发现，被害人的肺部存在血岛，也就是说，她是在活着的情况下，颈部大血管被切割，血液反呛进气管，在肺部形成血岛。
赵鹏死后分尸的辩解显然是在说谎。周军通过法医学的原理和在案的证据反推，被害人是被杀害的。指控杀人罪最终成立。
在这样的命案中对细节证据毫厘不差的把控，是周军担任庭长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法官们的日常。干得久了，庭里的很多法官都是半个法医专家。
事实上，当她1990年大学毕业时并没想到今后的27年她将过上“在刀尖上跳芭蕾”的日子。12年前，从最高人民法院刑庭，调入彼时管辖着北京西部9区县辖区内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庭，她始终没离开刑事口。
每天高密度地接触重案命案，且案情错综复杂，法官们需要秋毫之间洞悉明察。人命关天，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要想认真办案先过看尸检照片这一关
宣判20分钟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6楼刑庭的办公室里，法官助理张璇正在电脑前最后一遍慢放行凶过程的监控录像。
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两名同宿舍保安，因为琐事生隙，其中一人趁另一人上楼梯时不注意，连续捅对方30余刀，且存在死后补刀现象。
当血案现场一点点还原和放大，28岁的她不动声色地盯着屏幕数着数字，“27、28……31刀”，确认后，抱着卷宗走向法庭。
这种场面是刑庭工作的日常。面对初来乍到的女法官、书记员、速录员对卷宗里尸检照片的抵触，周军一点儿不留情面，“看，必须看，看刀数、位置、深度，刀从哪里进去的，是砍、扎，还是划的，刺到什么部位，什么样的力道能形成这样的创面……”
周军何尝不知道，每天面对这些“重口味”的内容与女法官的性别很不搭，连她自己都是那个大学课本上见了尸检彩页就赶紧翻过去的人。“但是，即使内心天天都在流血，可生死之间，容不得半点疏忽，个人喜恶早已不重要。”
对此，法官刘璐也是深有体会。进法院10年来，她要不断翻阅尸检照片，还有就是现场的视频资料来核实证据。
记得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一对未婚同居男女，在女方生下小孩没多久，男子出轨。女方百般哀求无果的情况下，刺死男友，又杀死第三者。女子自首后异常冷静，但视频里，进入现场的人看见两具遍体鳞伤的尸体，当场反胃想吐。
这样的影像，是周军与刘璐们的案上常客。“开始每天看，看的自己恶心想吐，不想吃排骨、也不想吃肉。回到家里闻到肉味，马上条件反射，眼前就会立刻出现那些恶性案子的情节。”周军说，但时间长了，连90后的女法官们也慢慢习惯了，大家也就学会拿起放下了。
体恤生者最大限度调解
周军觉得，判处罪犯死刑不是最终目的，被害人的家属伤痛仍无法抚平，妻儿没有经济来源也面临着生活的困境，怎样解决这些才是根本。所以法官们会最大限度地做好调解，维护生者的利益。
“死者不能复生。如果被告人愿意付出很大的经济赔偿，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因而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生者今后的生活就有指望了。所以我们庭调成一个案子，法官们特别欣慰。”周军说。
每个个案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周军觉得，透过她们庭的案子可以看见社会最底层人的生活状态，每一起案件的发生跟被告人的生活境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法官有时觉得也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多做很多延伸的工作去帮他们。
“有的被害人家属在西北，家里穷的连开庭来的路费都没有，只能借钱,最后被告人赔偿3000块钱也同意了。想想挺心酸的。”周军说。
庭里的法官经常自己给被害人家属掏个路费、饭费。“遇上家庭特别困难请不起律师的外地家属，法官会教他怎么写申请，然后先调解，调成了再让他来取钱。”
压力山大看电影找泪点宣泄
早上9点，速录员王婧妍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到下午3点，她已经跟了3个庭审，受不了桌面很乱的她，看着一桌子铺满的案卷，没有办法。
而接下来，她需要给第二天要提审的犯人下提票，分别通知被害人家属、律师和公诉人，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去法庭又给一个案件做完记录后，已经是下午6点。她坐下来整理卷宗，要分门别类，审结的案子需要把一审卷退回去，忙完已经是晚上8点了。回家躺在床上，还要想想有没有出错，是不是忘记下了提票，有没有文书没入卷的，想起什么，赶紧拿个小纸条写上……
张璇也在毕业后融入了节奏很快的刑庭，并很快觉得有压力。“全是命案，你要跟很多人沟通，检察院、公安、被害人家属、被告人、辩护律师，由于各自的立场，沟通的方式都不同，我要承受很多不满的情绪。有时看那些家属，都特别悲痛，再看有些被告让他签死刑判决的时候，比受害人家属还崩溃。但你也不能施予同情心，你要绝对理性。”
因为这份职业，法官们谈话间需要非常严谨，“因为可能会被当事人误读，所以即使有想法都要压抑在心底。”
周军也会在半夜醒来，突然想着一份关键的证据和应该引用的法条，赶紧给承办法官打电话，让她早起判决前赶紧确认一下。琐碎还好说，有时候这份工作也潜伏着危险。去年一名艾滋病被告人在宣判后，王婧妍找他签字时，对方情绪激动最终失控，并把口罩摘了，人也要撞墙，法官没时间做任何防护，赶紧过去安抚了他。
“再有一次去昌平提讯，被告人很激动，拿着笔扎向书记员，如果不是法警拦着，就扎眼睛上了。”提起这些，王婧妍仍心有余悸。
尽管琐碎的工作中有着诸多的无奈，但大家都找各自的方式排解。张璇发觉电影院是唯一可以宣泄这种情绪的地方。“看电影，找个点就哭了。我看任何电影都有泪点。”
1992年出生的王婧妍电脑前除了成堆的卷宗，还摆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卡通玩偶和她用彩球做的艺术品，旁边的书架上，除了全套的《鬼吹灯》就是一些面包和水果。“我累的不行的时候，就买零食舒缓压力。或者就中午休息的时候逛淘宝，看衣服，然后累的情绪会慢慢消退。”
偶尔，她还会在朋友圈里秀秀自己做的芝麻酱糖饼、荠菜馅大包子，引得庭里的人一阵垂涎。
刘璐、王婧妍都推崇周军的解压方式。一到周末，她就会去爬长城或者徒步，十一假期会去沙漠或者名山大川。“把负面全部打开，面对自然，把我压抑的东西都掏出来扔掉，再回来好好工作。”
平日里喜欢穿旗袍在咖啡馆里看看书的周军是一个工作和生活有着明显界限的人。走下肃穆的法台，朋友圈里，充斥着她眼中玉兰花开、鱼儿嬉戏、绿柳夏荷的照片和文青语句，让人很难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捏合在一起。
她会在法院的微信公号里发表文章，“走出去，为了放空自己，让紧绷的神经在自然中自由放松，忘却曾经的疲惫，忘却案件的纷扰，忘却卷中的血腥，忘却压力之下的自己。”
职业特征带来的相亲尴尬
80后的张璇是刑庭里公认的“傻白甜”，相亲的路上却满是坎坷。
“人会很厉害吧，是不是有点较劲，说话尖酸刻薄？”“平日很严肃，什么事都你说了算吧？”“职业很危险吧？”这些话很多都出自与张璇第一次相亲对象的口中，其中还有很多高知或海归。
一次次失败后，很多同事会替她鸣不平，觉得按张璇的“肤白、貌美、大长腿”，是一见面就能打高分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他们对法官这个职业会贴上不同的标签。”
90后的王婧妍来了法院后经常会遇见男女朋友不和情杀的案件，有时候一个月遇上好几起，这让她很崩溃，甚至不敢找男朋友。
后来慢慢克服了心理障碍，但在找男朋友的时候会特别谨慎，“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就把话说明白了，大家好聚好散，能成就成，不成还是朋友。他倒是也认可，今年我们结婚了。”
事实上，女法官性别的特征有时在法庭上很有优势。刘璐觉得，面对一些行将崩溃的嫌疑人，有时候女性稍显温情的眼神或许稍稍安抚一下就行。而面对一些棘手的庭审现场，女法官也更能让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家属镇定下来。
但是周军还是很为庭里这些女孩子担心的。庭里很多女法官助理、书记员、速录员都没有结婚，而经常在强奸杀人案的法庭上，要讯问到很多性的细节。“她们无可回避，必须抛下女性的羞耻感，问关键的细节。这对她们未来择友、人生、心理都是有影响的。”
角色难转变回家一副法官脸
除了庭里的未婚女孩儿们的困惑，周军和已婚的女法官们，也要经常面对家人对她们的“抗议”——回家一副法官脸。
每天她们都精神高度紧张。回家虽然放松了，但角色的转换有时会很难。
周军回家就常常被妈妈训斥，“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我们不是被告，别像审我们一样。”她也觉得挺委屈的，“我已经特别注意了，挺温柔在说话了。可能是有职业惯性了。”
有些案子根据法定情节，判不了被告人死刑，而其又太穷没钱赔偿，被害人家属会把仇恨都转嫁到法官身上，“说法官拿了人家钱，被骂的委屈了，有的回家找家人撒气。”
法院的年底基本就是加班季，尤其是刑庭。“有时候一加班一两个月，家里就需要爱人多担待，孩子也管不了。好不容易回了家，因为累又不自觉的一副挺严肃的法官脸，家人就有意见了，可能开庭养成习惯了。”刘璐也很无奈，“我比较直截了当，不太会嘘寒问暖，我现在感觉到了不对，也在改。”
还有一种职业病就是不安全感。见了太多的案件，刘璐会不断地嘱咐家人和孩子，少去治安不好的地方。王婧妍走路只要后面有人，都会不自觉地往后看，总会嘱咐父母，少走小树林和没灯的公园。
学会放下少女活成女汉子
虽然这个工作不惹人爱，但周军觉得，庭里的人都很乐观，氛围特别好。每个季度都会找个周末大家一起出去徒步，约定好谁也不许说工作，不许说案子。
“要给自己很多正能量，学会拿起放下，适时变身。”张璇有着自己成熟的逻辑。“对我来说，早就从少女活成了女汉子。在法院工作，对你做事情的条理性、主次的处理等方面要求很高，非常磨砺人。所以看待人和事会比较全面，而且不会贴标签，人生百态，事物都有规律，不会有平白无故的逻辑发生，什么事情又都会有，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认知。”
刘璐在公安大学决定修刑法学研究生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胆子比较大，喜欢刑法，愿意干这个。但更重要的是我学这行，用它，很有成就感，它跟心理学、哲学息息相关，要去分析主动被动，很有意义。”
工作10年，刘璐没有判过一个死刑。“刑事案件虽然累，但自己的检验和判决得到正确验证的那一刻，是作为法官内心成就感最高的时刻。”
周军对工作最求不出错。“我们在刀尖上跳芭蕾，你看起来很美，而我们的心在流血。干得久了，就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不能不去爱它。”
周军曾审理过很多大案要案，常常是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然后连续加班两三个月回不了家。后来她的女儿长大了，坚持不学文科，一问，说是从小被吓到了，“妈妈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
孩子上大学离家前，周军问女儿，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坐在地上，围在一堆卷宗里。”女儿说。
周军瞬间泪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