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克，结构力学专家。湖北鄂城人。193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1935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教授。1936年回国后，先后任河北省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天津工商大学教授,延安大学秘书长。1949年后，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建设局局长、湖南株洲铁路工厂厂长、铁道部设计局局长等。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专职副主任，为学部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论著有《桥梁设计应力分析的新方法》和《武汉市码头改革资料汇编》等。 我的父亲赵飞克，从长江之滨走来，一路执着求索，追寻救国之梦，一生无悔，以身许国，为了共和国的科技复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生命更有重量。 荆楚之子远赴英伦留学 父亲的老家在鄂城（今鄂州市）赵家矶，上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父亲家境殷实，排行最小的他取名为赵吉人，自幼聪颖，耕读私塾。父亲在江边长大，水性极好，曾在一个暑期连救三人，不枉“吉人”之名。 1925年，父亲到省会武昌楚才中学（时任校长董必武）读书，受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驱的教育启迪，积极参加进步学运，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1926年，转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就读，1927年考入武汉大学。学生期间，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学运。 辛亥革命后不久，被袁世凯窃国。袁死后，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开始，武汉是重镇。父亲决定投笔从戎，投考黄埔，但晚了一步，军校不再招生。他想“那就工业救国”吧。抱定此念，父亲考取了官费留学计划指标——爱丁堡大学工学院。1930年，他远赴英伦攻读结构力学。 抵英第二年，1931年冬，他就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英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出版了《解放》刊物（共产国际作为珍贵史料已被收档）。他还在瑞士参加了营救保加利亚革命领袖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季米特洛夫（后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作者）的活动。1932年，父亲在利物浦大学完成了工程硕士学位的学习。 他对共产主义抱有必胜信念，一边执着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一边饱读学识，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此，他将自己改名为赵飞克，即英文单词“Victory”（胜利）的音译。在一次送走留英学友时，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飞电汽车携去客，冲霄城堡对留人；铲除国帝赖吾辈，誓为工农致此身。”此时，父亲的梦想是“工业救国”。 以教授身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父亲一再请缨，回国参加抗战。1936年秋，在第三国际的派遣下，父亲别妻离子，放弃英国丰厚的教职，诀别了温暖的小家，毅然回国，投身抗战。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英伦之兄威廉和他的母亲再无音讯。 回国后，父亲先后在河北省立工学院（即今日的河北工业大学）、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东三省沦陷后南迁至北平）、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此时，父亲已从第三共产国际英共党员转为了中共党员，在北方局刘少奇、李楚离的领导下，以教授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北平、天津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尽管白色恐怖笼罩着国统区，险境重重，随时都有敌特的跟踪，但父亲依然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父亲的学生姚依林、助教李非平等同志曾掩护过他。“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每当谈起白区的工作与生活，父亲都只是淡淡地这样说。 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时任北方局负责学运的杨秀峰决定把父亲自山西辗转护送去延安。行至途中，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父亲深入敌后，在太行山腹地晋西南汾南抗日四支队任政治处主任。1937年冬，才到了延安。 编译马列经典 筹建延安大学 来到延安，父亲挥去了白区的阴霾，每天都迎接着红色圣地晴朗的天。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由党中央直接组建领导。周恩来亲自把父亲安排在了马列学院。除父亲之外，还有柯柏年、王叔翰（王实昧）、何锡麟、博古、艾思奇、成仿吾、王思华、何思敏等一批优秀理论家、翻译家。1938年至1942年，短短几年间，他们相继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还有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剩余价值学说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初具规模有组织的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对我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作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 工作之余，夕阳辉映，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父辈们散步，常会与中央领导不期而遇。周恩来骑马摔倒，伤及右臂，为了给马海德医生做翻译，就把正在散步的父亲临时叫了过去。在延安，周恩来蓄须明志，不打败日寇绝不剃须，被称为“美髯公”。当时，父亲最爱唱的歌是《二月里来》《延安颂》《保卫黄河》，他的梦想就是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战到底！ 经典马列著作编译告一阶段后，父亲又受中央指派筹建延安大学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当时，延安大学校长由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担任，毛泽东主席为名誉校长，父亲任延安大学秘书长。后来，父亲又调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那里任干事，参加了中组部抗日前线晋东南巡视。后在中央财政部（时任部长李富春）任秘书长兼工业处处长。 当时，还有从美国到延安的陈康白（后任新中国中央编译局局长）、德国回来的刘咸一（后任新中国西北工业大学第一任校长）。用当下的话讲，父亲他们应是孕育新中国时期的第一批海归学子。他们放弃了海外的身份地位和丰厚的收入，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舍弃面包黄油，吃着小米高粱，成就着自己的救国梦想。 赵飞克参与审批的南京长江大桥，1985年荣获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72年赵飞克（左三）一家合影。夫人杨庆南（右二）年近九旬至今健在，儿女们又南（左一）、南飞（左二）、南生（右三）、燕京（右一）均事业有成 从东北军事调停到大军南下 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父亲自延安被派到东北参加军事调停三人工作组，后任嫩江省政府秘书长（当时的省长是于毅夫），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剿匪反霸，为解放东北全境以至全中国做先期扎实的群众工作。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显露在地平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下来，国民党想保住半壁江山分江而治已成泡影。 父亲率领干部大队，日夜兼程，一路南下，接收了一个个被解放的城市，这从我们姊妹兄弟的名字南飞、又南、南生、燕京就足以见证这一历程。南飞——大军南下，飞快地解放全中国；又南——收复武汉，又继续南下；南生——湖南三湘，初建工业城株洲；燕京——奉命调京参与部委建制。 父亲的救国梦已成真，要在万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又筑新梦“建设新中国”。 薪火相传再筑梦 追梦永远在路上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武汉市政府（中央直辖市）第一任秘书长。当年，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政务院委任书，现由母亲珍藏着。市长是吴德峰，父亲兼法院院长，主持领导了武汉市码头改革。父亲所著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当时主管工业的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高度评价，他说“这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好论文。” 第一任中共湖南株洲铁路工厂（原南车前身，2014年已与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书记兼厂长；第一任国家铁道部设计总局局长，参与主持设计审批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当时，长办主任是周恩来），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革命浪漫；1955至1956年，参加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这每一个“第一”，都是父亲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历程，父亲的梦想也不断地变成现实。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父亲被调任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第一任专职副主任（主任严济慈），并于1955年被聘为第一届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当时的院长是郭沫若，共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学部。 1975年“文革”后期，为了反映造反派对科学家的迫害，我和妹妹去找我们熟悉的陈云伯伯。他跟我们说起了延安时期的父亲。他说，那时，你父亲被称作“丘吉尔”，“因为他从英国回来，又手握横拍打乒乓，还很胖的哦。”当听到科学院造反派对老干部的迫害时，陈云伯伯神情严峻语气顿挫地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并告知周总理病很重了，让我们转告父亲：“为革命，保重自己。”还拍着胸脯说：“有事情，找我，我来解决。”1976年2月4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最后说的一句话却是让妈妈“给我穿上鞋，我要去开会”。 父亲从未撰写过回忆录，在2009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子女也未为父亲立撰著记，每每想起总觉愧疚。父亲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爱国的风范，父亲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我常想，打下江山不易，坐牢江山更难。保江山，稳江山，江山代代红，必须持续发展下去，在复兴中华的路上一棒一棒传递下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人民的梦，就是中国的梦，复兴强国梦无穷尽，追梦永远在路上，永无休止符，永是进行时。最后以小诗，祭我亲爱的父亲： 慈父驾鹤会马翁， 笑谈纵论中国梦。 复兴中华薪火传， 屹立世界中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