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医学界曾经有过一段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历史。学习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回顾这段历史，考察其得失并分析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 做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和封锁政策，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流出现了一些困难。而与此同时，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确立，为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流提供了便利，苏联派遣大量专家到中国来工作，并接收大批中国留学生到苏联留学。而西方国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便利，因此这在客观上导致我国对外科技交流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即倒向学习苏联科技这边。从主观上看，由于当时我国高度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并且把苏联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其科技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既然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得多，那么在科技领域也理所当然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因此这二者都值得我们学习。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1］。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医学界普遍开展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活动，各地举办了许多苏联医学讲座或学习会，各医学杂志和出版社都介绍和刊出了许多关于苏联医学的文献［2］。许多医学工作者开始学习俄语，国家还成批地派遣医学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其中仅1951年，中国就向苏联派遣了30 名医学专业留学研究生［3］。 1953年，中国医学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医生大会，归国途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30 多家医学机构，听取了100 多位苏联院士和专家的报告。归国后，代表团分组赴全国13 个城市作了70 次以上的报告［4］。中国医学代表团对苏联的这次访问，为中国医学界提供了实地考察苏联医疗机构运作和苏联医学水平的机会。代表团回国后的多场报告，促进了中国医学界对苏联医学先进性和医学成就的了解，助推了全国医学界掀起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热潮。 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主要内容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二是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三是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四是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五是学习苏联的医疗作风。 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是开展较早的一个方面。当时苏联所流行的费拉托夫的组织疗法、涅戈夫斯基的动脉内输血法、无痛分娩法和睡眠疗法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推广。1951年3月，中央卫生部发出推广组织疗法的指示，截至当年9月，全国应用组织疗法治疗了约28 000人。1952年6月17日，中央卫生部发出关于推行无痛分娩法的通知，截至当年9月，据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已施行了5 934人［5］。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是一项重点内容。当时苏联所宣扬的巴甫洛夫学说、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什扬学说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普遍学习。其中尤以对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最为广泛。20世纪50年代，中国广泛开展了各种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活动，出版了大量介绍巴甫洛夫学说的书刊，培养了一批研究巴甫洛夫学说的青年干部并建立了相关科学基地。 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中央卫生部组织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6］。1954年1—6月，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大同、济南、成都、青岛、武汉、延安等城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以及云南大学医学院、河南医学院、广西医学院、西北医学院等，都先后组织本地区或本单位医务干部，系统地进行了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7］。1954年中苏友好月期间，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配合中苏友好协会，在绍兴、湖州等城市开展了宣传巴甫洛夫学说的讲座［8］。根据不完全统计，1952—1955年，仅科学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的书籍就有40 多种，近50 万册［9］。从1951年起，中国即陆续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这些留学生从1955年起陆续学成回国，并在国内开展了高级精神活动方面的研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研室建成了主要研究人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实验馆［10］。 在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方面，当时苏联所实行的科主任负责制、保护性医疗制度、计划治疗制等，都曾经在中国的医疗机构中得到普遍推广。1950年，在北京医院由苏联专家亲自主持指导，帮助建立起科主任责任制［11］。在卫生防疫方面，中国根据苏联经验建立了600多个专科防治所（站）、1 500 多个防疫站、队、组。在医疗预防方面，中国学习了苏联的划区医疗制，开展了车间医生制及在医疗工作中贯彻预防思想等［2］。 在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方面，1954年，高等教育部、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提出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次会议参照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确定了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订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对教学大纲的编写也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2］。在学习苏联医疗作风方面，由于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医学界所宣扬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医疗作风，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学习。 三、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成绩与偏差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 （一）取得的成绩 学习苏联先进医学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翻译苏联医学论著的活动。仅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例，1949—1959年，介绍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其相关的学术专著，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55 种，经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20 种。巴甫洛夫选集与全集的一部分当时已经出版，剩余部分在此后不久也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大量介绍巴甫洛夫及其学说的科普著作。1954—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杂志译丛与其专辑的翻译与出版。粗略估计，这些书刊的总印数在100 万册以上［10］。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国外科学论著翻译活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1910—1920年，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第二次是在1950—196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第三次是在1980—1990年，即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其中，20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的翻译活动，不是对中华民国时期翻译活动的继承，而是另起炉灶。中华民国时期翻译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科学著作，而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翻译活动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的科学著作。翻译对象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科学发展道路转向的一种表现，即从系统地学习欧美科技转向系统地学习苏联科技。 通过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中国开展了对巴甫洛夫等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心理学者学习了巴甫洛夫学说后，开始建立了条件反射实验室，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创造了条件。细胞学者学习了勒柏辛斯卡娅关于生活物质的学说后，明确了细胞学研究的方向［13］。针灸学者把学习苏联医学与对针灸的科学化改造结合起来，尝试运用巴甫洛夫学说来解释针灸的治疗作用。比如朱琏［14］认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对针灸疗法的研究有很多宝贵的启发。 通过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我国建立了此后沿用多年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自己的医疗卫生体制，其中一些制度如科主任负责制等一直沿用至今。傅连暲［5］曾经指出，我国卫生工作的几个重要原则，如“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就是吸取苏联卫生建设的经验而制订的。 （二）出现的偏差 在学习苏联医疗技术方面，虽然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等疗法在短期内都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推广，但是疗效并不理想，这说明当时认为是先进的某些苏联医疗技术，有些其实未必是先进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认识上存在偏差，错误地认为只要是苏联推广和宣扬的医疗技术就肯定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因此没有经过实事求是地检验和验证就草率地决定推广。 在学习苏联医学理论方面，出现过把学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错误做法。苏联把巴甫洛夫学说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因此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同时，还着重批判了魏尔啸的生理学和各种资产阶级心理学学说。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把这种错误做法也照搬了过来。1953年9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纪念巴甫洛夫诞生104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他说，要应用巴甫洛夫学说作为我们生物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驱除科学工作中唯心论的污毒，改进我们的科学工作方法，并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体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15］。从中央卫生部组织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的学习活动来看，其不仅是一次业务学习，而且也是一次政治思想学习。不仅所有的会员都要提交学习总结，而且有的学员还因为总结写得不过关而受到了批评，中科院生理所的刘育民就是一例［16］。 巴甫洛夫学说是重要的生理学说，辩证唯物主义更是重要的哲学思想，这二者毫无疑问都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在缺乏必要学理论证的情况下，硬性地把巴甫洛夫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容易造成对巴甫洛夫学说理解的庸俗化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简单化。1956年，陆定一在一次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就提到当时医学界存在的一种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来包医百病。”［17］由于巴甫洛夫的药显然不可能包治百病，因此这种观点的荒谬也就显而易见了。 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了科技等领域学习苏联的经验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18］在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思想和繁荣科学文艺的“双百”方针后，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得到了部分纠正。 但是，限于认识，还有些偏差当时并没有纠正。由于我们对苏联的科技过于盲从，以至于不能实事求是地从科技本身来判断其先进性和实用性，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了先验性的结论，从而导致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差，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四、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经验教训 虽然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盲目地学而没有鉴别。由于我们盲目推崇苏联，导致全盘接受了苏联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即使其中有些是无效的疗法或者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也跟着学。比如不适当地推广了组织疗法和无痛分娩法等疗法，实际上这些疗法的有效性是被夸大了。又比如不恰当地学习了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什扬学说等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落后甚至是错误的，而不是先进的。 第二，片面地学而没有比较。在科技领域，应该是谁先进我们就学习谁，而不应局限于仅学习某一个国家。只重视学苏联而忽视学欧美，甚至因为学了苏联的某些理论就排斥欧美的另一些理论，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比如，在医学领域，把巴甫洛夫学说看做是进步的、唯物的、科学的，而把魏尔啸学说看做是反动的、唯心的、伪科学的，因而对前者加以学习和宣传，对后者加以批判。虽然在生理学领域中巴甫洛夫学说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它看做是唯一先进的学说，更不应该把其他的学说如魏尔啸学说等看做是反动的和伪科学的。 第三，教条地学而没有取舍。苏联医疗领域的某些制度或做法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是应该学的。比如苏联强调预防的全民保健制度，因为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特别大。但也有些制度或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不应该学的。比如苏联的免费医疗制度，我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就不应该完全照搬。我们本应该在学习苏联医学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取舍，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拿了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这自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前两类错误是苏联错了我们也跟着错的话，那么第三类错误则是苏联没有错而我们学错了，出现这类错误的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医学领域学习苏联的活动与其他科学领域学习苏联的活动相比，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是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一个缩影，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盲目学习、片面学习、教条学习等错误，在学习苏联其他领域先进科学时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医学领域有其特殊性，有些方面比如中医从性质上看本不适宜学苏联，但是当时却设想通过学习苏联医学来改造中医，进而实现中医的科学化，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近代中国在学习国外科技方面曾经犯过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一种是对本国科技过于自信，因而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拒绝学习，这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对本国科技全盘否定，因此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盲目迷信、全盘接收、一概照搬，这无疑也是错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后一种。类似错误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不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也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当前，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当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46 ［2］傅连暲.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医学［N］.人民日报，1957-10-19（7） ［3］张藜.跨越时代的百位中国科学家（第4 册）［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7:228 ［4］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1915—2010）［M］.北京:中华医学会，2010:118 ［5］傅连暲.学习苏联的先进医学［N］.人民日报，1952-11-05（3） ［6］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N］.人民日报，1953-08-22（3） ［7］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组织在职干部进行业务学习［N］.人民日报，1954-07-14（3） ［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之一）［N］.人民日报，1954-12-25（2） ［9］丁瓒.读“巴甫洛夫选集”中译本［N］.人民日报，1955-12-02（3） ［10］赵以炳.十年来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的成就［J］.生物学通报，1959（10）:468-471，475 ［11］孙仪之.在医院中推行科主任责任制，计划治疗制，保护性医疗制以改进医院工作［J］.人民军医，1955（7）:1-4 ［12］张晋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171 ［13］武衡.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J］.科学通报，1954（8）:6 ［14］朱琏.新针灸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再版序，24 ［15］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和中央卫生研究院联合举行纪念会，纪念巴甫洛夫诞生一百零四周年［N］.人民日报，1953-09-28（1） ［16］熊卫民.巴甫洛夫学习运动中的一场风波［N］.中国科学报，2014-03-07（19） ［17］陆定一.陆定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43 ［1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01-103 20世纪50年代，中国医学界曾经有过一段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历史。学习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回顾这段历史，考察其得失并分析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做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兴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和封锁政策，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流出现了一些困难。而与此同时，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确立，为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交流包括医学交流提供了便利，苏联派遣大量专家到中国来工作，并接收大批中国留学生到苏联留学。而西方国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便利，因此这在客观上导致我国对外科技交流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即倒向学习苏联科技这边。从主观上看，由于当时我国高度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并且把苏联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其科技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既然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得多，那么在科技领域也理所当然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因此这二者都值得我们学习。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1］。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医学界普遍开展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活动，各地举办了许多苏联医学讲座或学习会，各医学杂志和出版社都介绍和刊出了许多关于苏联医学的文献［2］。许多医学工作者开始学习俄语，国家还成批地派遣医学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其中仅1951年，中国就向苏联派遣了30 名医学专业留学研究生［3］。1953年，中国医学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医生大会，归国途中访问苏联。在苏期间，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30 多家医学机构，听取了100 多位苏联院士和专家的报告。归国后，代表团分组赴全国13 个城市作了70 次以上的报告［4］。中国医学代表团对苏联的这次访问，为中国医学界提供了实地考察苏联医疗机构运作和苏联医学水平的机会。代表团回国后的多场报告，促进了中国医学界对苏联医学先进性和医学成就的了解，助推了全国医学界掀起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热潮。二、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主要内容学习苏联先进医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二是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三是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四是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五是学习苏联的医疗作风。学习苏联先进医疗技术是开展较早的一个方面。当时苏联所流行的费拉托夫的组织疗法、涅戈夫斯基的动脉内输血法、无痛分娩法和睡眠疗法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推广。1951年3月，中央卫生部发出推广组织疗法的指示，截至当年9月，全国应用组织疗法治疗了约28 000人。1952年6月17日，中央卫生部发出关于推行无痛分娩法的通知，截至当年9月，据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已施行了5 934人［5］。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是一项重点内容。当时苏联所宣扬的巴甫洛夫学说、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什扬学说等，都曾经在中国得到普遍学习。其中尤以对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最为广泛。20世纪50年代，中国广泛开展了各种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活动，出版了大量介绍巴甫洛夫学说的书刊，培养了一批研究巴甫洛夫学说的青年干部并建立了相关科学基地。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中央卫生部组织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6］。1954年1—6月，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大同、济南、成都、青岛、武汉、延安等城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以及云南大学医学院、河南医学院、广西医学院、西北医学院等，都先后组织本地区或本单位医务干部，系统地进行了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7］。1954年中苏友好月期间，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配合中苏友好协会，在绍兴、湖州等城市开展了宣传巴甫洛夫学说的讲座［8］。根据不完全统计，1952—1955年，仅科学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的书籍就有40 多种，近50 万册［9］。从1951年起，中国即陆续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这些留学生从1955年起陆续学成回国，并在国内开展了高级精神活动方面的研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研室建成了主要研究人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实验馆［10］。在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方面，当时苏联所实行的科主任负责制、保护性医疗制度、计划治疗制等，都曾经在中国的医疗机构中得到普遍推广。1950年，在北京医院由苏联专家亲自主持指导，帮助建立起科主任责任制［11］。在卫生防疫方面，中国根据苏联经验建立了600多个专科防治所（站）、1 500 多个防疫站、队、组。在医疗预防方面，中国学习了苏联的划区医疗制，开展了车间医生制及在医疗工作中贯彻预防思想等［2］。在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方面，1954年，高等教育部、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提出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次会议参照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确定了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订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对教学大纲的编写也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2］。在学习苏联医疗作风方面，由于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医学界所宣扬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医疗作风，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学习。三、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成绩与偏差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一）取得的成绩学习苏联先进医学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翻译苏联医学论著的活动。仅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例，1949—1959年，介绍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其相关的学术专著，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有55 种，经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20 种。巴甫洛夫选集与全集的一部分当时已经出版，剩余部分在此后不久也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大量介绍巴甫洛夫及其学说的科普著作。1954—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杂志译丛与其专辑的翻译与出版。粗略估计，这些书刊的总印数在100 万册以上［10］。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国外科学论著翻译活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1910—1920年，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第二次是在1950—196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第三次是在1980—1990年，即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其中，20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的翻译活动，不是对中华民国时期翻译活动的继承，而是另起炉灶。中华民国时期翻译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科学著作，而全面学习苏联期间翻译活动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的科学著作。翻译对象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科学发展道路转向的一种表现，即从系统地学习欧美科技转向系统地学习苏联科技。通过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理论，中国开展了对巴甫洛夫等学说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心理学者学习了巴甫洛夫学说后，开始建立了条件反射实验室，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创造了条件。细胞学者学习了勒柏辛斯卡娅关于生活物质的学说后，明确了细胞学研究的方向［13］。针灸学者把学习苏联医学与对针灸的科学化改造结合起来，尝试运用巴甫洛夫学说来解释针灸的治疗作用。比如朱琏［14］认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对针灸疗法的研究有很多宝贵的启发。通过学习苏联医疗卫生体制，我国建立了此后沿用多年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自己的医疗卫生体制，其中一些制度如科主任负责制等一直沿用至今。傅连暲［5］曾经指出，我国卫生工作的几个重要原则，如“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就是吸取苏联卫生建设的经验而制订的。（二）出现的偏差在学习苏联医疗技术方面，虽然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等疗法在短期内都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推广，但是疗效并不理想，这说明当时认为是先进的某些苏联医疗技术，有些其实未必是先进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认识上存在偏差，错误地认为只要是苏联推广和宣扬的医疗技术就肯定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因此没有经过实事求是地检验和验证就草率地决定推广。在学习苏联医学理论方面，出现过把学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错误做法。苏联把巴甫洛夫学说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因此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同时，还着重批判了魏尔啸的生理学和各种资产阶级心理学学说。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把这种错误做法也照搬了过来。1953年9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纪念巴甫洛夫诞生104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他说，要应用巴甫洛夫学说作为我们生物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驱除科学工作中唯心论的污毒，改进我们的科学工作方法，并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体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15］。从中央卫生部组织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的学习活动来看，其不仅是一次业务学习，而且也是一次政治思想学习。不仅所有的会员都要提交学习总结，而且有的学员还因为总结写得不过关而受到了批评，中科院生理所的刘育民就是一例［16］。巴甫洛夫学说是重要的生理学说，辩证唯物主义更是重要的哲学思想，这二者毫无疑问都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在缺乏必要学理论证的情况下，硬性地把巴甫洛夫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容易造成对巴甫洛夫学说理解的庸俗化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简单化。1956年，陆定一在一次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就提到当时医学界存在的一种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来包医百病。”［17］由于巴甫洛夫的药显然不可能包治百病，因此这种观点的荒谬也就显而易见了。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了科技等领域学习苏联的经验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18］在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思想和繁荣科学文艺的“双百”方针后，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得到了部分纠正。但是，限于认识，还有些偏差当时并没有纠正。由于我们对苏联的科技过于盲从，以至于不能实事求是地从科技本身来判断其先进性和实用性，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出了先验性的结论，从而导致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差，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四、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经验教训虽然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盲目地学而没有鉴别。由于我们盲目推崇苏联，导致全盘接受了苏联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即使其中有些是无效的疗法或者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也跟着学。比如不适当地推广了组织疗法和无痛分娩法等疗法，实际上这些疗法的有效性是被夸大了。又比如不恰当地学习了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什扬学说等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落后甚至是错误的，而不是先进的。第二，片面地学而没有比较。在科技领域，应该是谁先进我们就学习谁，而不应局限于仅学习某一个国家。只重视学苏联而忽视学欧美，甚至因为学了苏联的某些理论就排斥欧美的另一些理论，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比如，在医学领域，把巴甫洛夫学说看做是进步的、唯物的、科学的，而把魏尔啸学说看做是反动的、唯心的、伪科学的，因而对前者加以学习和宣传，对后者加以批判。虽然在生理学领域中巴甫洛夫学说毫无疑问是先进的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它看做是唯一先进的学说，更不应该把其他的学说如魏尔啸学说等看做是反动的和伪科学的。第三，教条地学而没有取舍。苏联医疗领域的某些制度或做法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是应该学的。比如苏联强调预防的全民保健制度，因为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特别大。但也有些制度或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不应该学的。比如苏联的免费医疗制度，我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就不应该完全照搬。我们本应该在学习苏联医学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取舍，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拿了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这自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前两类错误是苏联错了我们也跟着错的话，那么第三类错误则是苏联没有错而我们学错了，出现这类错误的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医学领域学习苏联的活动与其他科学领域学习苏联的活动相比，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是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一个缩影，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盲目学习、片面学习、教条学习等错误，在学习苏联其他领域先进科学时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医学领域有其特殊性，有些方面比如中医从性质上看本不适宜学苏联，但是当时却设想通过学习苏联医学来改造中医，进而实现中医的科学化，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近代中国在学习国外科技方面曾经犯过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一种是对本国科技过于自信，因而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拒绝学习，这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对本国科技全盘否定，因此对外国科技不加分析地盲目迷信、全盘接收、一概照搬，这无疑也是错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后一种。类似错误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不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也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当前，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当代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科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46［2］傅连暲.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医学［N］.人民日报，1957-10-19（7）［3］张藜.跨越时代的百位中国科学家（第4 册）［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7:228［4］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1915—2010）［M］.北京:中华医学会，2010:118［5］傅连暲.学习苏联的先进医学［N］.人民日报，1952-11-05（3）［6］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N］.人民日报，1953-08-22（3）［7］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组织在职干部进行业务学习［N］.人民日报，1954-07-14（3）［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之一）［N］.人民日报，1954-12-25（2）［9］丁瓒.读“巴甫洛夫选集”中译本［N］.人民日报，1955-12-02（3）［10］赵以炳.十年来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的成就［J］.生物学通报，1959（10）:468-471，475［11］孙仪之.在医院中推行科主任责任制，计划治疗制，保护性医疗制以改进医院工作［J］.人民军医，1955（7）:1-4［12］张晋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171［13］武衡.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J］.科学通报，1954（8）:6［14］朱琏.新针灸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再版序，24［15］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和中央卫生研究院联合举行纪念会，纪念巴甫洛夫诞生一百零四周年［N］.人民日报，1953-09-28（1）［16］熊卫民.巴甫洛夫学习运动中的一场风波［N］.中国科学报，2014-03-07（19）［17］陆定一.陆定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43［1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