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福建海外移民方有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但文学的产生并不与移民时间同步。作为一种具有现代人类学、社会学意义的海外书写，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产生于“大移民时代”。当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工被纳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历史进程，移民通道拥有了现代模式，海外福建华人社会逐渐形成，并基于维系族群的发展而催生新式海外华文教育、华文报刊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世界移民文化现象的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产生了。[1] 基于一种“现代”的追求，中国学界在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时，往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饶芃子、杨匡汉等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和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陈贤茂认为：“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3]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苗秀等以1919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办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起点。 事实上，晚清是福建人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开始，也是福建人世界性生存体验的开始。故而，从劳工视角记录此一历史过程的《过番歌》(福建卷)以及邱菽园的古典汉诗方属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开篇的两个重要文本。“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延申到南洋福建华人社会，闽籍南来文人成为南洋华文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们的文学书写见证了二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福建人完成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转换的历史过程。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在不同国家的境遇和发展各不相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未能进入国家文学，因而成为华族争取公民权利的“抵抗的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南洋大学”作家群聚现象突出。菲华文学是继新加坡华文文学之后被接纳为国家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菲华作家闽籍占90%以上，菲华文学有所谓的“晋江现象”。印尼曾经是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但金门籍作家黄东平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侨歌》三部曲，享誉华人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人留学日本现象突出。闽籍新移民作家中诗人比例大，且成就较高，这得益于1980年代福建文学场域以及闽籍著名学者如谢冕、孙绍振、刘登翰的影响。北美闽籍新移民作家施雨、陈浩泉、江岚，荷兰的林湄作为华文文学组织者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长期主持“文心社”“加华作家协会”“欧华作家协会”，对凝聚欧美闽籍海外华侨华人的乡土意识与文化意识发挥重要作用。 一、晚清福建移民文学 (一)《过番歌》：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 “过番歌”是伴随中国海外移民产生和流传的民歌谣曲的总称。晚清以降,广东、福建方言群体是海外移民的主力。过番的番客表达移民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留守家庭的情感，往往通过说唱的方式，反复抒怀，因而产生了“过番歌”。刘登翰《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的出版意味着知识分子有意识发掘民间文献，保存福建华侨华人百年前过番的珍贵记忆。 《过番歌》中表现闽人出洋经历的长篇歌吟，属于集体创作，在流传中被不断加工，出现了异文和异本。《下西番》提供了过番的另一种类型，属于特例，表现的是被称为“卖猪仔”的闽东契约劳工的苦难遭遇。可见，过番的诱惑已深入福建深山腹地。尤为不寻常的是，《下西番》所描绘的华工被卖，是通过教会的诱骗实现的。教会的虚伪与欺骗性导致过番客对“番界”想象的破灭。过番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过番歌》以“劝世”“警世”为基调，但也记录了福建移民史上的传奇——黄乃裳率领福州乡亲开发砂拉越的诗巫，使之成为南洋的“新福州”。 “过番歌”不仅在侨乡社会流传，也被成功过番而后定居的番客在异邦传播，理应成为海外华人文学的开端之作。“过番歌”追索和建构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是不同于官方正史记载的海外移民史的，一份有血有泪有情感有温度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过程中，中国人世界性生存的艰难体验。它客观上催生了中国人世界性生存的危机意识，激发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生提供了一份具有文献价值的史料。 (二)邱菽园：闽籍海外知识分子的遗民文学 颜清湟认为，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三位著名人物代表了晚清海外(福建)华人知识界的三个不同层面[4]：邱氏是传统中国式的知识分子，脱不了知识分子献身与改变社会的理想；林文庆一身集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影子，反映了受两种文明熏陶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和复杂性；宋旺相代表一群新兴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本土意识强，与中国文化和政治毫无关系。[5]三人中，林文庆、周旺相从祖辈开始即为海外土生华人，受英国殖民政府栽培，成为海外华人领袖，对新马华人社会影响大。而邱菽园却以“南侨诗宗”[6]的身份同时进入晚清海外遗民知识分子的汉诗书写谱系，以及星马古典汉文学的起源叙事。[7] 邱菽园祖籍漳州海澄(今厦门海沧新垵村)，24岁定居新加坡，为南洋一带难得一见的身藏万贯的举人。处身移民上流社会，邱菽园与驻新领事左秉隆、黄遵宪交往，创立丽泽社和乐群社，倡导当地文人进行文艺创作，并提供报刊发表空间，其中包孕着启蒙华人移民社会和推广文教之意。 邱菽园创作丰富，著有诗集《丘菽园居士诗集》《啸虹生诗钞》等作品，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诗。邱菽园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典雅庄重的传统汉诗与民间歌谣粤讴、“竹枝词”。高嘉谦认为，流寓南洋的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是南方汉诗的基本雏形。他与保皇党人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等人的交往，介入晚清政局，使其吟咏国内政局变幻之诗“遗民”况味十分浓重，在远离中原的华人移民社会中想象故园、延续风雅。邱菽园的另一重身份是“星洲寓公”。尽管是“新客”，邱菽园已经将星洲视为第二故乡，因而比短期流寓者更多了一层在地视野和民间文学实践。邱菽园创作的粤讴与星洲竹枝词有别于邱菽园作为遗民士大夫身份的汉诗写作，在语言中融入多种方言俗语，显示移民社会的混杂多音的语言生态。 邱菽园虽长期与福建宗亲会馆关系密切,由于邱菽园的籍贯以及父亲邱正中在新加坡福建帮的地位，以及个人的功名和声望，邱菽园也参与福建社群组织，而且与漳州集团关系密切，例如1933年任福建会馆执行委员，1930-1938年任新加坡漳州总会座办，其晚年生活与漳州方言群的组织相依相系。总体而言，邱菽园不是福建帮的主要领导人[8],但其文化视野、交游范围远远超出福建的地域性，而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平起平坐。邱菽园在新加坡的诗作和唱和“既洗涤小岛荒气，也使星洲成为南洋诗坛重镇，更让新马在中国近代诗史上找到衔接点”[9]，在促进南华、港台和南洋等地的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二、从侨民文学到华人文学 福建“侨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南传支流，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华文文学变为所居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所集录的明确注明闽籍的作家人数就高达145人(总数500人)。[10] (一)“南来”作家的创作及影响。 南来作家指的是在中国出生而后南渡新马，在新马从事过文学活动，或在本地产生过影响者。[11]据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南来作家共159人，其中福建籍46人，占29%，仅次于广东。 其中以闽南地区(泉州、厦门、漳州)居多，计有34人：泉州地区的有傅无闷、张放、张楚琨、姚紫、老蕾(永春)、李冰人(南安)、李铁民(永春)、林独步(惠安)、衣虹(南安)、王探(南安)、王秋田(晋江)、西玲(永春)、曾梦笔(惠安)、郑文通(永春)、朱绪(晋江)、白寒(惠安)、洪丝丝(金门)、郭史翼(金门)等18人；厦门地区的有高云览、杜边、吴广川、林姗姗、许欲鸣、施骚、黄望青(同安)等7人；漳州地区的有温志新、杨骚、郑子瑜、林革尘(东山)、李词佣(诏安)、谢幼青(诏安)、武陵(诏安)、邱菽园(海澄)，以及不明县市的张曙生等9人。其次是闽西的作者：有龙岩的连啸鸥、林岩、丘絮絮、丘士珍、马宁，永定的胡浪漫、林建安、林仙峤，共8人。此外，其它地区的有福州的白塔、福安的连士升，邵武的常夫3人。另外有不明地区的秋枫1人。[12] 新马华文文学主要刊发于报纸副刊和少量期刊，南来作家中许多都有编辑身份，如邱菽园、张楚琨、林姗姗、郑文通、吴广川、林建安、洪丝丝等。新马华文文学的分期不统一，本文采用杨松年以“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演变作为分期依据。[13]林独步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期(侨民意识浓厚时期1919-1924)的第一批拓荒者，在诗歌、小说以及理论创作与“五四”时代精神和人文思想高度同步。林独步早年留学日本，其时任职于《新国民日报》。在《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上发表系列反映星洲侨民社会的小说，触及华侨教育、婚姻、人生理想、改革冲突等社会问题。[14]林独步在翻译介绍外国文艺流派、文学理论方面也有贡献。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洋色彩的倡导逐渐成为作家的自觉。海底山(林其仁)代表作《拉多公公》描写与华人结拜为兄弟的拉多公公领导其子民推翻南洋殖民统治，兴邦建国。“既反映出新兴文学运动的革命思潮的冲击，又表明文学中视南洋为家园的‘建国’意识此时已萌生。”连啸鸥、衣虹、郑文通、马宁此时亦有丰富的创作。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1934-1936)，丘士珍、林建安、吴广川、林岩等有所建树。[15]1934年，丘士珍发表了马华文学史上第一篇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反映在多种族文化环境中华人的经历、命运和性格。其小说实践与马来亚化的理论主张相呼应，同期发表《地方作家谈》引发关于“地方作家”的论争。“马来亚地方文学”这一名称逐渐取代“南洋文学”开始盛行。 1937-1942新马抗战文学主张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高云览、黄望青、絮絮、张楚琨、张曙生、朱绪影响较大。杨骚南来协助陈嘉庚编《闽潮》，宣传抗战不遗余力。战后至1949，新马文学处于本土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也是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白塔、洪丝丝、杜边、白寒、洛苹为主要编者与作者。南来作者的文艺观表现为，文艺为祖国服务，也要扶持南洋的本地文艺，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 (二)作为族裔文学的福建华人文学 战后南来作家部分北上返回中国，部分继续留在东南亚。华侨社会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的发展受制于各国的民族政策，华族在各国的境遇不同，华文教育发展状况不一，导致华文文学发展不均衡。 1. 马来西亚福建华人文学 随着马来亚政治现实的发展，尤其是1948年马来亚紧急法令实施之后，马华文学中躁动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但反殖、独立、反封建等马来亚社会风云仍被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清晰地呈现在小说中，而这种呈现往往通过交织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南洋文化认同的视角得到实现”[16]。这一时期，南来作家逐渐在地化，本土作家的创作得到发展，多元种族(异族)题材得到开掘。战后直至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新马分治，华文教育问题都被视为这一新兴国家发展的敏感问题。马华文学成为华文教育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许多作家直接用华文教育题材的创作，参与了保存、提升华文教育的历史进程”[17]。鲁莽、菊凡、郑祖、莽原的创作较有成就。云里风是马华文学界资深望重的文学家，“在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中独树一帜”。云里风著作丰富，其中《望子成龙》《相逢怨》被译成马来文出版，并被马来语文化界视为“华族生活的忠实写照”。1997年云里风获第四届马华文学奖。[18] “马华小说的现代主义滥觞于六十年代初，其桥头堡是《蕉风》。”[19]《蕉风》代表着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接轨与转向。厦门籍小说家黄崖使《蕉风》成为马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林春美曾任《蕉风》编辑，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皆有作为。南洋华人的历史充满苦难与伤痕，但长期以来难以得到严肃的面对与书写。政治、种族、宗教、教育等涉及敏感，很多人望而止步。1990年代以来，南洋出现反思文学的写作思潮。驼铃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硝烟散尽时》，封底文字“情系马共竟何因由，硝烟散尽不堪回首”揭示一段尘封的马共历史，是一部政治反思小说，多元视角呈现历史疑云，令人扼腕慨叹。其小说“富有乡土味、山芭味”(杜运燮)，融合多元种族社会特性。 当代马华文坛形成西马、东马、旅台三足鼎立的格局。1990年代以后的马华文坛被一群留/旅台生搅动而烽烟四起，代表性人物是黄锦树与林幸谦。他们都属于第三代马华旅台作家，从台湾三大文学奖起步，继而转型为学院派作家。黄锦树相继获得联合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黄锦树现象”的存在以及马华文坛“坏孩子”(王德威语)的形象足以证明其在1990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坛的颠覆性影响。黄锦树文学影响力由台湾而马来西亚，直至中国大陆(2018年，黄锦树《雨》获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黄锦树小说的后现代风格以戏谑、游戏、狂想的方式颠覆单一、线性的南洋历史书写与想象。林幸谦1989年以《赤道在线》一文夺得《中国时报》散文奖甄选首奖。其作品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爆发力强。相继获得第十七届散文评审奖、第六届鲁芹散文奖、1994年度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散文组冠军、第七届及第三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散文组推荐奖、2003年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推荐奖，入选《2004香港名人录》。 2. 新加坡福建华人文学 新马文学同步性发展一直到1965新马分治。文学杂志《蕉风》依然在新马两地发行。黄万华认为：“南来作家群人数众多，但创作及其影响贯穿于战后各个时期的似乎只有姚紫一人。”[20]姚紫(马华现实主义文坛三剑客之一)1947年底只身南渡新加坡。1949年关于抗日战争故事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受到读者的欢迎。姚紫小说较早摆脱马华小说的社会写实传统，淡化政治色彩，注重人性刻画的深度。姚紫的创作和影响“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战后马华文学(尤其是新加坡地区的华文小说)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新马地区侨民社会逐渐转向华人社会的历史进程。[21] 新华作家在新加坡建国前后，以南洋大学为中心，形成群聚现象。新/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在诗歌上获得成就，牧羚奴一举造就了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高度。牧羚奴原名陈瑞献，曾和姚拓等接编《蕉风》，使现代主义更趋深入。季羡林评价牧羚奴的艺术成就：“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南子、杜红、原甸、怀鹰、骆明在创作上各有贡献。 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创作比较受瞩目，如王梅窗、蔡淑卿。微型小说成为备受青睐的新文类。“以商养文”的特殊现象，促进商业小说的兴盛。198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如韦铜雀、张曦娜的出现改变文坛风貌。 3. 菲律宾福建华侨华人文学 菲华文学是继新加坡华文文学之后被接纳为国家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可见菲华文学的成就。菲律宾华侨华人100多万，福建籍约占90%，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闽南，尤其是晋江，约占2/3。因此，菲华文学中有所谓的“晋江现象”。[22] 早期菲华文学不太可考，陈纲可以视为是一个菲华社会华文教育的开拓者。俞啸川1923年在《华侨商报》发表了两篇小说《了缘》《蝴蝶魂》。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菲华文学作品。林籁余的创作促进现代意义的菲华文学的诞生。菲华社会接受中国新文学影响始于1930年代初，施颖洲、林健民、蓝天民等为菲华新文学建立最初的根基，战时以“抗战文学”声援祖国抗战，战后重建菲华文学阵地。1950年代初期到1972年，是菲华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时期，文艺作品出版繁盛，文学活动活跃。[23]1960年代菲华文坛深受台湾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文艺思想与艺术风格趋向西方现代主义，成就最显著的体现在新诗上，佼佼者如芥子、林泉、云鹤、蓝菱。小说方面颇受瞩目的是施柳莺、叶曼、蓝菱、施约翰等。1980年代军管解除后，菲华文学进入一个繁荣期。菲华作家“走出王彬街”、走出菲律宾、走向世界。在菲华文学各历史阶段扮演重要角色的福建华侨华人作家如下。 福建籍菲华作家的早期贡献首推菲华文坛上资深的报人、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艺活动家施颖洲。林健民是位资深作家和诗人、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古诗英译》先后于1989年和1990年在马尼拉和北京出版。《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是一部现代长篇叙事诗，作者以史家之精神，写菲律宾政治社会史，出版于1989年3月，获华商联总会“历史巨著”奖状。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意在使“珍贵的文艺史料得以保存留传，以冀对有幸钻研20世纪菲华文艺思想发展的人，作个明确的交代”[24]。吴新钿长篇小说《老中国人》被译成菲语，拍成菲语片，颇受欢迎。菲芥子(许达然)的诗、林泥水的小说在菲华文坛较有影响力。亚蓝小说以典型的“闽南”气质再现菲华社会的独特性，以及菲律宾华侨心灵史。千岛诗社诗人如和权、月曲了、刘一氓等，也颇有建树。 1980年代后，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菲华文学成就被菲律宾文学界认可，以华文创作成就而获菲律宾“全国作家联盟”理事殊荣的，诗人云鹤曾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其代表作《野生植物》堪称海外华文文学经典： 有叶/却没有茎 有茎/却没有根 有根/却没有泥土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名字叫 华侨 曾任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柯清淡亦商亦文，其代表作《五月花节》获得1984年中国《华声报》社和中国侨联联合举办“月是故乡明”征文比赛一等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首次颁发给海外华人的文学奖。《五月花节》通过描写一家三代对菲律宾五月花节的不同认识，勾勒了福建华侨对异域他乡从陌生、隔膜到融入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他们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观念转变，呈现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 4. 印尼福建华侨华人文学 印尼华文文学是印尼华文报纸诞生的产物。印尼华文报纸的创办同样与晚清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相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创办的巴城的《新报》(1921年)、《天声日报》(1921年)和棉兰的《南洋日报》(1922年)等，都辟有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文艺副刊成为“抗战文学”发表的阵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原本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文化工作的中国文化界人士避难印尼，知名作家有郁达夫、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杨骚、高云览等，其中杨骚、高云览为福建籍。“他们在印尼华侨文学里面播下了种籽，先后影响和培育了一批印尼华文文学的青年作家和编辑人才，又推动了战后印尼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25] 战后，独立建国的苏加诺政府对华友好，华校、华报副刊推动了1950年代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金门籍印华作家黄东平的创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诗集《侨风》就是典型代表。1950年代中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印尼民族主义抬头，印尼华文文学在压抑中发展。仙游籍的周颖南等设立“翡翠文化基金会”，开展全国性的印华学生征文比赛，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林万里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成回国后开始小说创作，兼写文学批评文章。1965年“9·30”事件爆发后，印尼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在华文文学几近灭绝的环境中，黄东平开始了后来享誉华文世界的《侨歌》三部曲的创作。“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也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 三、新移民文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新一波移民潮，福建人海外移民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北美和日本福建新移民作家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福建华侨华人文学的两股重要势力。施雨、冰凌、陈浩泉、林湄以文学团体组织者和创作者的身份成为当代欧美福建华人文学的重要代表。施雨是“北美文坛的阿庆嫂”，还被文友誉为“北美文学青年之母”。施雨把世界各地的文友吸引到网络文学的虚拟社区“文心网”，直到“文心社”被经营为一个全球影响最大的国际社团。其博士论文《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即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北美网络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性研究。姜卫民(冰凌)1965年随家到福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1994年旅居美国。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美国福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美国福建同乡会顾问、世界华侨文学艺术总会海外委员、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福建省海外联谊会海外理事、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海外理事。 陈浩泉1962年移居香港，1992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连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四任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促进加拿大华裔作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林湄为“欧华文学会”会长，1991年创办了荷比卢三国华人写作会，并出任会长，倡议做世界文学的前行者与寻道人。 (一)旅日作家群 由于闽日之间的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关系，留学日本是福建学子的上佳选择。[26]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留日潮是继清末民初后又一次留日高潮，尤其是1988年开始，以中国上海、福建等地为主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形成“日语学校热”。[27]陈永和、林祁、陈希我、哈南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分赴日本。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作家群体不同的是，这一批文革后赴日留学的知识群体年龄偏大，国内记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个体体验、历史反思、现代性检讨的多重视野观照下，闽籍旅日作家笔下的记忆书写就不再只是乡愁的衍生品，更是确认自我身份的必须，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的治疗方案。“地方”——福建的乡土记忆作为一种“情感结构”进入到他们的写作中。 “三坊七巷”是福州的地标，其承载的家族记忆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历史记忆既同步又分裂。陈永和以福州为中心的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一举获得2016年“中山文学奖”。[28]以实名入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纪事》的突出特征，有着福州在地生活经验的读者几乎可以根据小说中出现的地名大致描画出当代福州地图。陈希我1989年赴日本留学，1994年归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势》《移民》，小说集《冒犯书》等。作品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人民文学奖”等奖项。陈希我将侨乡历史经验与当下进行中的全球化移民现象结合，淬炼出独特的“流乡”后现代意识，并加以历史性的思考与批判——整个诺大的中国都要变成“侨乡”吗？这样的“去国”心理是不是一种病。地方先贤、思想先驱严复这一代人带回的救国方略仍然没有医好中国！来自莆田侨乡的哈南1988年赴日留学，并从事艺术品收藏工作。《猫红》(《钟山》2016年长篇小说A卷)深度介入当代变动中的中国，揭示当代旅日华人跨界生存的生存模式及其分裂的精神状态。哈南将“侨乡”不可为外人说道的出国经验、流程细节以及侨乡留守的另一半、侨乡民众的心理细细道来。侨乡的舆论、侨乡的道德是宽容而有弹性的，侨乡的价值观又是扭曲的。李小婵(元山里子)2011年参加海外文学网有赏家史征文比赛，以父亲李文清百年家史为蓝本创作的《三代东瀛物语》获一等奖。201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三代东瀛物语》，2019年出版依据其丈夫元山俊美的百年家史写成的《他和我的东瀛物语》。 (二)欧美闽籍作家群 林湄是闽籍旅欧的代表性作家。1990年从香港移居荷兰，属于二度移民。早期任职记者，采访了钱钟书等大量的文化名人。移居荷兰以后，仍为香港《文汇报》写专栏，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2005年出版的50万字长篇小说《天望》成为当代欧华文学代表作。作者思考移民文化深刻影响下的新欧洲，涉及当代欧洲社会的文化融合等重要问题。2014年出版60万言的《天外》，描写具有浮士德精神的旅居华人。《天望》与《天外》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颜向红现居奥地利，任欧华文学会秘书长、《欧洲时报》中东欧版“欧华文学副刊”主编，从事欧华文学编辑、评论和写作。 施雨代表作长篇小说《纽约情人》《成长在美国》《刀锋下的盲点》都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上海“海归”》可以说是带有某种宣言性的创作——新移民海归作家提供了“复合式的”思维方式。江岚1991年赴美，1999年入籍加拿大。长篇小说《合欢牡丹》获台北文教基金会“海外华文著述”创作类小说优秀奖。编著报告文学专辑《旅美生涯：讲述华裔》，“新世纪海外女作家丛书”十二册、《四十年来家国：海外华人与改革开放》等。黄鹤峰，1997年出国定居西雅图。在海外的世界日报周刊和本地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游记，出版《最后的浪漫》《西雅图酋长的谶语》两部长篇小说。作品被选入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一代飞鸿》。蔡维忠是文革后首届大学生，哈佛大学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纽约，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美国《侨报》《北京晚报》专栏作家，散文作品发表于《当代》《散文》《光明日报》《读者》等海内外报刊。 陈浩泉197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作品近三十种，分别在香港、内地和加拿大出版。“陈浩泉的《香港狂人》《香港小姐》《香港九七》等作品，综合起来，堪称20世纪下半叶含香带露的香港史。”(袁良骏)“作为诗人的陈浩泉，则是以一个时代审判者的角度审视了现代生活的迷乱和文明的阴影。”(陈贤茂) (三)闽籍新移民诗人群 19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风潮以及福建诗歌场域深刻影响了当时福建高校学生。随后全国性的“大学生诗歌”成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人”的过渡性诗歌潮流。庄伟杰、宋琳在此潮流中建立全国性的知名度。庄伟杰与诗友一起成立南方诗社，创办当时全国高校大学生文学社团首家铅印诗报《南风》，曾任诗社和诗报的第二任社长兼主编。宋琳则是华东师大的《夏雨》诗社的灵魂人物，是校园诗歌热潮中崛起的明星诗人。因此，闽籍新移民作家以诗歌最见实绩，其阵容足以形成闽籍海外诗人群就不足为奇。诗歌评论家谭五昌五卷本的《在北师大课堂讲诗》[29]第五辑为海外专辑，将闽籍海外诗人王性初、施雨、宋琳、庄伟杰诗歌列为解读研究的对象。 在闽籍诗人群中，林祁、王性初属于老师辈。林祁1989年赴日留学，获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硕士，后任教于日本独协大学、名古屋商科大学等。曾出版诗集《唇边》《裸诗》，散文集《归来的陌生人》等，访谈文集《踏过樱花——在日华侨华人纪事》。以“裸诗”宣告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后的再出发。林祁“强调身体在漂流与写作之间的在场，意将身体从黑暗处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不被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所遮蔽”[30]。长篇纪实小说《莎莎物语》获日本新风舍出版大奖头等奖。王性初，移民定居美国旧金山。除了在美国、澳洲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及随笔外，还在报纸上开辟多个专栏。诗歌作品被膺选镌刻在旧金山华埠图书馆。2016年诗集《初心》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阮克强曾任福建师大南方诗社社长和福建省大学生诗歌学会主编。学生时代获得过《诗歌报》举办的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和《诗刊》社“珍酒杯”诗歌赛奖项。九十年代移居美国，著有诗集《冬天的情绪》和《夜晚的植物》。 庄伟杰1989年底赴澳洲留学并定居，在澳期间担任过《满江红》杂志和《唐人商报》社长兼总编辑长达八年多。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论文和书法入选两百余种重要版本或年度选本，有诗作选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等多种大学教材。 吕德安与宋琳同属于“第三代”诗人，且都在闽东度过少年时代。然而二者诗歌出发的原点却很不相同，而后走向诗坛的途径也颇有差异。宋琳从“城市诗”起步，吕德安从民谣风出发。宋琳从上海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攫取诗歌的现代质地，吕德安从故乡闽江吸收乡土的精魂，即使置身大都会纽约，他也选择以不介入的姿态与城市价值背离。吕德安诗歌始终保持一种穿越时间本身的淡然与笃定，似乎一开始就是对世界、生活本身的参透，一如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认知。“我像个农民，我的情绪不怎么生病。”[31]吕德安1991年赴纽约生活，尽管他崇尚纽约城市艺术氛围，但在诗歌创作上依旧关注生活的本真，其诗歌呈现孤寂而冷峻的美学气质。1994年吕德安回国，开始福建与纽约的两地生活。福建马尾渔港小镇诗化为“沃角”——这一浪漫而富有象征性的吕德安诗歌创作原点。乡土(家园)价值、自然取向与平民意识构成吕德安的诗歌创作伦理。 宋琳是具有明星气质的“第三代”诗人，是“城市诗”的早期作者。主要作品包括：《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散文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雪夜访戴》是宋琳从事诗歌写作30年的自选集，其重要的诗论、访谈汇编为《俄耳甫斯回头》，列入“汉园新诗批评文丛”。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1992年以来宋琳一直是北岛主编的《今天》(海外复刊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2014年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中国门牌：1983》具有特定的时代宣言的性质： 我从历史博物馆/长长的走廊出来 迎面同七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 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 钉门牌 道路——未来 标号——1983 …… 流散海外，宋琳自省“这一代”：从废墟上成长。在近来的诗歌及诗学主张中，宋琳都志在修复文化传统，唤醒诗人原始的感受性。 四、结语 福建人的世纪移民工程催生了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从早期的侨民文学到华人文学，从留学生写作到“回流”中国文坛，福建华侨华人作家的海外写作始终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共振。尽管早期移民的福建华侨华人大部分已经归化他国，在文化血统论中有所谓“断奶”、再建文学传统(新马地区)的争论与焦虑，但他们依然以文学书写保留着文化寻根的生命意识，并在中国文化的全球新境遇中建立新的协商互动机制。而福建新移民作家以追求西方现代性为出发点，经由“洋插队”的挣扎，在域外完成个体价值的实现。新世纪以来，海归“回流”成为新移民作家的新选择。福建籍作家频繁往返祖国与移居国，在跨域书写中，呈现中国全球化的历程，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福建故事。 注释： [1] “华人文学”属于种族意义上的文学，福建华侨华人文学研究侧重建立在语言教育基础上的文化身份认同与传承，故而本文采取语种意义上的“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侨居国语言创作的陈季同(法文)、林语堂(英文)等，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2]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1页。 [3]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 人在各自领域皆取得较高成就，都属福建籍，也可代表福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 [5] 颜清湟：《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 [6] 程光裕：《南侨诗宗邱菽园》，《星马华侨中之杰出人物》，台北：华冈，1977年，第89-123页。 [7]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94页。 [8] 由于邱菽园的籍贯以及父亲邱正中在新加坡福建帮的地位，以及个人的功名和声望，邱菽园也参与福建社群组织，而且与漳州集团关系密切，例如1933年任福建会馆执行委员，1930-1938年任新加坡漳州总会座办，其晚年生活与漳州方言群的组织相依相系。但总体而言，邱菽园不是福建帮的主要领导人。相关研究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等著作。 [9]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第41页。 [10] 马 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 [11]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2]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页。注：郭著的统计将邱菽园列入1919-1949南来范围应该属于疏失。 [13] 马华文学史分期主要有四种：方修、杨松年、孟沙、黄锦树分期法，尽管标准有别，但都视侨民意识与(马来亚、南洋)本土意识的消长作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杨松年的分期则以二者的消长作为分期标准一以贯之，并且杨松年的分期法较为接近本章从华侨到华人的论述逻辑，故而此处采用杨氏分期法。 [14] 方 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1986年，第19页。 [15][16][17][20][21]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5，86，117，69,69页。 [18] “马华文学奖”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隆雪中总)于1989年设立，每两年颁奖一次，曾为马华文学的最高奖项。 [19]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蕉风》是1955年创刊的文学杂志。 [22] 古大勇：《菲律宾华文文学中的“晋江现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1期。 [23][24] 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菲华文艺联合会，1989年，自序第5页。 [25] 犁 青：《艰苦成长中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王润华、白毫士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1989年，第91页。 [26] 朱慧玲：据《在日外国人统计》，截止1992年，留日学人主要来自上海、北京、福建、浙江和台湾。 [27] 蒋一超：《当前留学生之前途》，《神州学人》1994年第3期。 [28] “中山文学奖” (原“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暨南大学、中山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29] 谭五昌：《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五卷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30] 林 祁：《裸诗宣言 裸诗》，香港：国际华文出版社，2012年。 [31] 吕德安：《两块颜色不同的泥土——吕德安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有福建海外移民方有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但文学的产生并不与移民时间同步。作为一种具有现代人类学、社会学意义的海外书写，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产生于“大移民时代”。当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工被纳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历史进程，移民通道拥有了现代模式，海外福建华人社会逐渐形成，并基于维系族群的发展而催生新式海外华文教育、华文报刊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世界移民文化现象的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产生了。[1]基于一种“现代”的追求，中国学界在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时，往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饶芃子、杨匡汉等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和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陈贤茂认为：“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3]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苗秀等以1919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办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起点。事实上，晚清是福建人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开始，也是福建人世界性生存体验的开始。故而，从劳工视角记录此一历史过程的《过番歌》(福建卷)以及邱菽园的古典汉诗方属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开篇的两个重要文本。“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延申到南洋福建华人社会，闽籍南来文人成为南洋华文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们的文学书写见证了二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福建人完成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转换的历史过程。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在不同国家的境遇和发展各不相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未能进入国家文学，因而成为华族争取公民权利的“抵抗的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南洋大学”作家群聚现象突出。菲华文学是继新加坡华文文学之后被接纳为国家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菲华作家闽籍占90%以上，菲华文学有所谓的“晋江现象”。印尼曾经是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但金门籍作家黄东平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侨歌》三部曲，享誉华人世界。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人留学日本现象突出。闽籍新移民作家中诗人比例大，且成就较高，这得益于1980年代福建文学场域以及闽籍著名学者如谢冕、孙绍振、刘登翰的影响。北美闽籍新移民作家施雨、陈浩泉、江岚，荷兰的林湄作为华文文学组织者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长期主持“文心社”“加华作家协会”“欧华作家协会”，对凝聚欧美闽籍海外华侨华人的乡土意识与文化意识发挥重要作用。一、晚清福建移民文学(一)《过番歌》：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过番歌”是伴随中国海外移民产生和流传的民歌谣曲的总称。晚清以降,广东、福建方言群体是海外移民的主力。过番的番客表达移民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留守家庭的情感，往往通过说唱的方式，反复抒怀，因而产生了“过番歌”。刘登翰《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的出版意味着知识分子有意识发掘民间文献，保存福建华侨华人百年前过番的珍贵记忆。《过番歌》中表现闽人出洋经历的长篇歌吟，属于集体创作，在流传中被不断加工，出现了异文和异本。《下西番》提供了过番的另一种类型，属于特例，表现的是被称为“卖猪仔”的闽东契约劳工的苦难遭遇。可见，过番的诱惑已深入福建深山腹地。尤为不寻常的是，《下西番》所描绘的华工被卖，是通过教会的诱骗实现的。教会的虚伪与欺骗性导致过番客对“番界”想象的破灭。过番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过番歌》以“劝世”“警世”为基调，但也记录了福建移民史上的传奇——黄乃裳率领福州乡亲开发砂拉越的诗巫，使之成为南洋的“新福州”。“过番歌”不仅在侨乡社会流传，也被成功过番而后定居的番客在异邦传播，理应成为海外华人文学的开端之作。“过番歌”追索和建构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是不同于官方正史记载的海外移民史的，一份有血有泪有情感有温度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过程中，中国人世界性生存的艰难体验。它客观上催生了中国人世界性生存的危机意识，激发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生提供了一份具有文献价值的史料。(二)邱菽园：闽籍海外知识分子的遗民文学颜清湟认为，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三位著名人物代表了晚清海外(福建)华人知识界的三个不同层面[4]：邱氏是传统中国式的知识分子，脱不了知识分子献身与改变社会的理想；林文庆一身集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影子，反映了受两种文明熏陶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和复杂性；宋旺相代表一群新兴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本土意识强，与中国文化和政治毫无关系。[5]三人中，林文庆、周旺相从祖辈开始即为海外土生华人，受英国殖民政府栽培，成为海外华人领袖，对新马华人社会影响大。而邱菽园却以“南侨诗宗”[6]的身份同时进入晚清海外遗民知识分子的汉诗书写谱系，以及星马古典汉文学的起源叙事。[7]邱菽园祖籍漳州海澄(今厦门海沧新垵村)，24岁定居新加坡，为南洋一带难得一见的身藏万贯的举人。处身移民上流社会，邱菽园与驻新领事左秉隆、黄遵宪交往，创立丽泽社和乐群社，倡导当地文人进行文艺创作，并提供报刊发表空间，其中包孕着启蒙华人移民社会和推广文教之意。邱菽园创作丰富，著有诗集《丘菽园居士诗集》《啸虹生诗钞》等作品，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诗。邱菽园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典雅庄重的传统汉诗与民间歌谣粤讴、“竹枝词”。高嘉谦认为，流寓南洋的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是南方汉诗的基本雏形。他与保皇党人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等人的交往，介入晚清政局，使其吟咏国内政局变幻之诗“遗民”况味十分浓重，在远离中原的华人移民社会中想象故园、延续风雅。邱菽园的另一重身份是“星洲寓公”。尽管是“新客”，邱菽园已经将星洲视为第二故乡，因而比短期流寓者更多了一层在地视野和民间文学实践。邱菽园创作的粤讴与星洲竹枝词有别于邱菽园作为遗民士大夫身份的汉诗写作，在语言中融入多种方言俗语，显示移民社会的混杂多音的语言生态。邱菽园虽长期与福建宗亲会馆关系密切,由于邱菽园的籍贯以及父亲邱正中在新加坡福建帮的地位，以及个人的功名和声望，邱菽园也参与福建社群组织，而且与漳州集团关系密切，例如1933年任福建会馆执行委员，1930-1938年任新加坡漳州总会座办，其晚年生活与漳州方言群的组织相依相系。总体而言，邱菽园不是福建帮的主要领导人[8],但其文化视野、交游范围远远超出福建的地域性，而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平起平坐。邱菽园在新加坡的诗作和唱和“既洗涤小岛荒气，也使星洲成为南洋诗坛重镇，更让新马在中国近代诗史上找到衔接点”[9]，在促进南华、港台和南洋等地的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二、从侨民文学到华人文学福建“侨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南传支流，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华文文学变为所居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所集录的明确注明闽籍的作家人数就高达145人(总数500人)。[10](一)“南来”作家的创作及影响。南来作家指的是在中国出生而后南渡新马，在新马从事过文学活动，或在本地产生过影响者。[11]据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南来作家共159人，其中福建籍46人，占29%，仅次于广东。其中以闽南地区(泉州、厦门、漳州)居多，计有34人：泉州地区的有傅无闷、张放、张楚琨、姚紫、老蕾(永春)、李冰人(南安)、李铁民(永春)、林独步(惠安)、衣虹(南安)、王探(南安)、王秋田(晋江)、西玲(永春)、曾梦笔(惠安)、郑文通(永春)、朱绪(晋江)、白寒(惠安)、洪丝丝(金门)、郭史翼(金门)等18人；厦门地区的有高云览、杜边、吴广川、林姗姗、许欲鸣、施骚、黄望青(同安)等7人；漳州地区的有温志新、杨骚、郑子瑜、林革尘(东山)、李词佣(诏安)、谢幼青(诏安)、武陵(诏安)、邱菽园(海澄)，以及不明县市的张曙生等9人。其次是闽西的作者：有龙岩的连啸鸥、林岩、丘絮絮、丘士珍、马宁，永定的胡浪漫、林建安、林仙峤，共8人。此外，其它地区的有福州的白塔、福安的连士升，邵武的常夫3人。另外有不明地区的秋枫1人。[12]新马华文文学主要刊发于报纸副刊和少量期刊，南来作家中许多都有编辑身份，如邱菽园、张楚琨、林姗姗、郑文通、吴广川、林建安、洪丝丝等。新马华文文学的分期不统一，本文采用杨松年以“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演变作为分期依据。[13]林独步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期(侨民意识浓厚时期1919-1924)的第一批拓荒者，在诗歌、小说以及理论创作与“五四”时代精神和人文思想高度同步。林独步早年留学日本，其时任职于《新国民日报》。在《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上发表系列反映星洲侨民社会的小说，触及华侨教育、婚姻、人生理想、改革冲突等社会问题。[14]林独步在翻译介绍外国文艺流派、文学理论方面也有贡献。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洋色彩的倡导逐渐成为作家的自觉。海底山(林其仁)代表作《拉多公公》描写与华人结拜为兄弟的拉多公公领导其子民推翻南洋殖民统治，兴邦建国。“既反映出新兴文学运动的革命思潮的冲击，又表明文学中视南洋为家园的‘建国’意识此时已萌生。”连啸鸥、衣虹、郑文通、马宁此时亦有丰富的创作。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1934-1936)，丘士珍、林建安、吴广川、林岩等有所建树。[15]1934年，丘士珍发表了马华文学史上第一篇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反映在多种族文化环境中华人的经历、命运和性格。其小说实践与马来亚化的理论主张相呼应，同期发表《地方作家谈》引发关于“地方作家”的论争。“马来亚地方文学”这一名称逐渐取代“南洋文学”开始盛行。1937-1942新马抗战文学主张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高云览、黄望青、絮絮、张楚琨、张曙生、朱绪影响较大。杨骚南来协助陈嘉庚编《闽潮》，宣传抗战不遗余力。战后至1949，新马文学处于本土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也是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白塔、洪丝丝、杜边、白寒、洛苹为主要编者与作者。南来作者的文艺观表现为，文艺为祖国服务，也要扶持南洋的本地文艺，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二)作为族裔文学的福建华人文学战后南来作家部分北上返回中国，部分继续留在东南亚。华侨社会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的发展受制于各国的民族政策，华族在各国的境遇不同，华文教育发展状况不一，导致华文文学发展不均衡。1. 马来西亚福建华人文学随着马来亚政治现实的发展，尤其是1948年马来亚紧急法令实施之后，马华文学中躁动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但反殖、独立、反封建等马来亚社会风云仍被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清晰地呈现在小说中，而这种呈现往往通过交织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南洋文化认同的视角得到实现”[16]。这一时期，南来作家逐渐在地化，本土作家的创作得到发展，多元种族(异族)题材得到开掘。战后直至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新马分治，华文教育问题都被视为这一新兴国家发展的敏感问题。马华文学成为华文教育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许多作家直接用华文教育题材的创作，参与了保存、提升华文教育的历史进程”[17]。鲁莽、菊凡、郑祖、莽原的创作较有成就。云里风是马华文学界资深望重的文学家，“在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中独树一帜”。云里风著作丰富，其中《望子成龙》《相逢怨》被译成马来文出版，并被马来语文化界视为“华族生活的忠实写照”。1997年云里风获第四届马华文学奖。[18]“马华小说的现代主义滥觞于六十年代初，其桥头堡是《蕉风》。”[19]《蕉风》代表着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接轨与转向。厦门籍小说家黄崖使《蕉风》成为马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林春美曾任《蕉风》编辑，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皆有作为。南洋华人的历史充满苦难与伤痕，但长期以来难以得到严肃的面对与书写。政治、种族、宗教、教育等涉及敏感，很多人望而止步。1990年代以来，南洋出现反思文学的写作思潮。驼铃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硝烟散尽时》，封底文字“情系马共竟何因由，硝烟散尽不堪回首”揭示一段尘封的马共历史，是一部政治反思小说，多元视角呈现历史疑云，令人扼腕慨叹。其小说“富有乡土味、山芭味”(杜运燮)，融合多元种族社会特性。当代马华文坛形成西马、东马、旅台三足鼎立的格局。1990年代以后的马华文坛被一群留/旅台生搅动而烽烟四起，代表性人物是黄锦树与林幸谦。他们都属于第三代马华旅台作家，从台湾三大文学奖起步，继而转型为学院派作家。黄锦树相继获得联合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黄锦树现象”的存在以及马华文坛“坏孩子”(王德威语)的形象足以证明其在1990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坛的颠覆性影响。黄锦树文学影响力由台湾而马来西亚，直至中国大陆(2018年，黄锦树《雨》获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黄锦树小说的后现代风格以戏谑、游戏、狂想的方式颠覆单一、线性的南洋历史书写与想象。林幸谦1989年以《赤道在线》一文夺得《中国时报》散文奖甄选首奖。其作品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爆发力强。相继获得第十七届散文评审奖、第六届鲁芹散文奖、1994年度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散文组冠军、第七届及第三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散文组推荐奖、2003年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推荐奖，入选《2004香港名人录》。2. 新加坡福建华人文学新马文学同步性发展一直到1965新马分治。文学杂志《蕉风》依然在新马两地发行。黄万华认为：“南来作家群人数众多，但创作及其影响贯穿于战后各个时期的似乎只有姚紫一人。”[20]姚紫(马华现实主义文坛三剑客之一)1947年底只身南渡新加坡。1949年关于抗日战争故事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受到读者的欢迎。姚紫小说较早摆脱马华小说的社会写实传统，淡化政治色彩，注重人性刻画的深度。姚紫的创作和影响“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战后马华文学(尤其是新加坡地区的华文小说)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新马地区侨民社会逐渐转向华人社会的历史进程。[21]新华作家在新加坡建国前后，以南洋大学为中心，形成群聚现象。新/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在诗歌上获得成就，牧羚奴一举造就了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高度。牧羚奴原名陈瑞献，曾和姚拓等接编《蕉风》，使现代主义更趋深入。季羡林评价牧羚奴的艺术成就：“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南子、杜红、原甸、怀鹰、骆明在创作上各有贡献。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创作比较受瞩目，如王梅窗、蔡淑卿。微型小说成为备受青睐的新文类。“以商养文”的特殊现象，促进商业小说的兴盛。198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如韦铜雀、张曦娜的出现改变文坛风貌。3. 菲律宾福建华侨华人文学菲华文学是继新加坡华文文学之后被接纳为国家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可见菲华文学的成就。菲律宾华侨华人100多万，福建籍约占90%，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闽南，尤其是晋江，约占2/3。因此，菲华文学中有所谓的“晋江现象”。[22]早期菲华文学不太可考，陈纲可以视为是一个菲华社会华文教育的开拓者。俞啸川1923年在《华侨商报》发表了两篇小说《了缘》《蝴蝶魂》。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菲华文学作品。林籁余的创作促进现代意义的菲华文学的诞生。菲华社会接受中国新文学影响始于1930年代初，施颖洲、林健民、蓝天民等为菲华新文学建立最初的根基，战时以“抗战文学”声援祖国抗战，战后重建菲华文学阵地。1950年代初期到1972年，是菲华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时期，文艺作品出版繁盛，文学活动活跃。[23]1960年代菲华文坛深受台湾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文艺思想与艺术风格趋向西方现代主义，成就最显著的体现在新诗上，佼佼者如芥子、林泉、云鹤、蓝菱。小说方面颇受瞩目的是施柳莺、叶曼、蓝菱、施约翰等。1980年代军管解除后，菲华文学进入一个繁荣期。菲华作家“走出王彬街”、走出菲律宾、走向世界。在菲华文学各历史阶段扮演重要角色的福建华侨华人作家如下。福建籍菲华作家的早期贡献首推菲华文坛上资深的报人、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艺活动家施颖洲。林健民是位资深作家和诗人、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古诗英译》先后于1989年和1990年在马尼拉和北京出版。《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是一部现代长篇叙事诗，作者以史家之精神，写菲律宾政治社会史，出版于1989年3月，获华商联总会“历史巨著”奖状。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意在使“珍贵的文艺史料得以保存留传，以冀对有幸钻研20世纪菲华文艺思想发展的人，作个明确的交代”[24]。吴新钿长篇小说《老中国人》被译成菲语，拍成菲语片，颇受欢迎。菲芥子(许达然)的诗、林泥水的小说在菲华文坛较有影响力。亚蓝小说以典型的“闽南”气质再现菲华社会的独特性，以及菲律宾华侨心灵史。千岛诗社诗人如和权、月曲了、刘一氓等，也颇有建树。1980年代后，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菲华文学成就被菲律宾文学界认可，以华文创作成就而获菲律宾“全国作家联盟”理事殊荣的，诗人云鹤曾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其代表作《野生植物》堪称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曾任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柯清淡亦商亦文，其代表作《五月花节》获得1984年中国《华声报》社和中国侨联联合举办“月是故乡明”征文比赛一等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首次颁发给海外华人的文学奖。《五月花节》通过描写一家三代对菲律宾五月花节的不同认识，勾勒了福建华侨对异域他乡从陌生、隔膜到融入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他们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观念转变，呈现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4. 印尼福建华侨华人文学印尼华文文学是印尼华文报纸诞生的产物。印尼华文报纸的创办同样与晚清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相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创办的巴城的《新报》(1921年)、《天声日报》(1921年)和棉兰的《南洋日报》(1922年)等，都辟有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文艺副刊成为“抗战文学”发表的阵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原本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文化工作的中国文化界人士避难印尼，知名作家有郁达夫、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杨骚、高云览等，其中杨骚、高云览为福建籍。“他们在印尼华侨文学里面播下了种籽，先后影响和培育了一批印尼华文文学的青年作家和编辑人才，又推动了战后印尼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25]战后，独立建国的苏加诺政府对华友好，华校、华报副刊推动了1950年代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金门籍印华作家黄东平的创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诗集《侨风》就是典型代表。1950年代中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印尼民族主义抬头，印尼华文文学在压抑中发展。仙游籍的周颖南等设立“翡翠文化基金会”，开展全国性的印华学生征文比赛，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林万里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成回国后开始小说创作，兼写文学批评文章。1965年“9·30”事件爆发后，印尼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在华文文学几近灭绝的环境中，黄东平开始了后来享誉华文世界的《侨歌》三部曲的创作。“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也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三、新移民文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新一波移民潮，福建人海外移民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北美和日本福建新移民作家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福建华侨华人文学的两股重要势力。施雨、冰凌、陈浩泉、林湄以文学团体组织者和创作者的身份成为当代欧美福建华人文学的重要代表。施雨是“北美文坛的阿庆嫂”，还被文友誉为“北美文学青年之母”。施雨把世界各地的文友吸引到网络文学的虚拟社区“文心网”，直到“文心社”被经营为一个全球影响最大的国际社团。其博士论文《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即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北美网络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性研究。姜卫民(冰凌)1965年随家到福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1994年旅居美国。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美国福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美国福建同乡会顾问、世界华侨文学艺术总会海外委员、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福建省海外联谊会海外理事、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海外理事。陈浩泉1962年移居香港，1992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连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四任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促进加拿大华裔作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林湄为“欧华文学会”会长，1991年创办了荷比卢三国华人写作会，并出任会长，倡议做世界文学的前行者与寻道人。(一)旅日作家群由于闽日之间的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关系，留学日本是福建学子的上佳选择。[26]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留日潮是继清末民初后又一次留日高潮，尤其是1988年开始，以中国上海、福建等地为主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形成“日语学校热”。[27]陈永和、林祁、陈希我、哈南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分赴日本。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作家群体不同的是，这一批文革后赴日留学的知识群体年龄偏大，国内记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个体体验、历史反思、现代性检讨的多重视野观照下，闽籍旅日作家笔下的记忆书写就不再只是乡愁的衍生品，更是确认自我身份的必须，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的治疗方案。“地方”——福建的乡土记忆作为一种“情感结构”进入到他们的写作中。“三坊七巷”是福州的地标，其承载的家族记忆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历史记忆既同步又分裂。陈永和以福州为中心的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一举获得2016年“中山文学奖”。[28]以实名入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纪事》的突出特征，有着福州在地生活经验的读者几乎可以根据小说中出现的地名大致描画出当代福州地图。陈希我1989年赴日本留学，1994年归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势》《移民》，小说集《冒犯书》等。作品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人民文学奖”等奖项。陈希我将侨乡历史经验与当下进行中的全球化移民现象结合，淬炼出独特的“流乡”后现代意识，并加以历史性的思考与批判——整个诺大的中国都要变成“侨乡”吗？这样的“去国”心理是不是一种病。地方先贤、思想先驱严复这一代人带回的救国方略仍然没有医好中国！来自莆田侨乡的哈南1988年赴日留学，并从事艺术品收藏工作。《猫红》(《钟山》2016年长篇小说A卷)深度介入当代变动中的中国，揭示当代旅日华人跨界生存的生存模式及其分裂的精神状态。哈南将“侨乡”不可为外人说道的出国经验、流程细节以及侨乡留守的另一半、侨乡民众的心理细细道来。侨乡的舆论、侨乡的道德是宽容而有弹性的，侨乡的价值观又是扭曲的。李小婵(元山里子)2011年参加海外文学网有赏家史征文比赛，以父亲李文清百年家史为蓝本创作的《三代东瀛物语》获一等奖。201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三代东瀛物语》，2019年出版依据其丈夫元山俊美的百年家史写成的《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二)欧美闽籍作家群林湄是闽籍旅欧的代表性作家。1990年从香港移居荷兰，属于二度移民。早期任职记者，采访了钱钟书等大量的文化名人。移居荷兰以后，仍为香港《文汇报》写专栏，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2005年出版的50万字长篇小说《天望》成为当代欧华文学代表作。作者思考移民文化深刻影响下的新欧洲，涉及当代欧洲社会的文化融合等重要问题。2014年出版60万言的《天外》，描写具有浮士德精神的旅居华人。《天望》与《天外》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颜向红现居奥地利，任欧华文学会秘书长、《欧洲时报》中东欧版“欧华文学副刊”主编，从事欧华文学编辑、评论和写作。施雨代表作长篇小说《纽约情人》《成长在美国》《刀锋下的盲点》都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上海“海归”》可以说是带有某种宣言性的创作——新移民海归作家提供了“复合式的”思维方式。江岚1991年赴美，1999年入籍加拿大。长篇小说《合欢牡丹》获台北文教基金会“海外华文著述”创作类小说优秀奖。编著报告文学专辑《旅美生涯：讲述华裔》，“新世纪海外女作家丛书”十二册、《四十年来家国：海外华人与改革开放》等。黄鹤峰，1997年出国定居西雅图。在海外的世界日报周刊和本地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游记，出版《最后的浪漫》《西雅图酋长的谶语》两部长篇小说。作品被选入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一代飞鸿》。蔡维忠是文革后首届大学生，哈佛大学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纽约，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美国《侨报》《北京晚报》专栏作家，散文作品发表于《当代》《散文》《光明日报》《读者》等海内外报刊。陈浩泉197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作品近三十种，分别在香港、内地和加拿大出版。“陈浩泉的《香港狂人》《香港小姐》《香港九七》等作品，综合起来，堪称20世纪下半叶含香带露的香港史。”(袁良骏)“作为诗人的陈浩泉，则是以一个时代审判者的角度审视了现代生活的迷乱和文明的阴影。”(陈贤茂)(三)闽籍新移民诗人群19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风潮以及福建诗歌场域深刻影响了当时福建高校学生。随后全国性的“大学生诗歌”成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人”的过渡性诗歌潮流。庄伟杰、宋琳在此潮流中建立全国性的知名度。庄伟杰与诗友一起成立南方诗社，创办当时全国高校大学生文学社团首家铅印诗报《南风》，曾任诗社和诗报的第二任社长兼主编。宋琳则是华东师大的《夏雨》诗社的灵魂人物，是校园诗歌热潮中崛起的明星诗人。因此，闽籍新移民作家以诗歌最见实绩，其阵容足以形成闽籍海外诗人群就不足为奇。诗歌评论家谭五昌五卷本的《在北师大课堂讲诗》[29]第五辑为海外专辑，将闽籍海外诗人王性初、施雨、宋琳、庄伟杰诗歌列为解读研究的对象。在闽籍诗人群中，林祁、王性初属于老师辈。林祁1989年赴日留学，获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硕士，后任教于日本独协大学、名古屋商科大学等。曾出版诗集《唇边》《裸诗》，散文集《归来的陌生人》等，访谈文集《踏过樱花——在日华侨华人纪事》。以“裸诗”宣告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后的再出发。林祁“强调身体在漂流与写作之间的在场，意将身体从黑暗处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不被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所遮蔽”[30]。长篇纪实小说《莎莎物语》获日本新风舍出版大奖头等奖。王性初，移民定居美国旧金山。除了在美国、澳洲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及随笔外，还在报纸上开辟多个专栏。诗歌作品被膺选镌刻在旧金山华埠图书馆。2016年诗集《初心》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阮克强曾任福建师大南方诗社社长和福建省大学生诗歌学会主编。学生时代获得过《诗歌报》举办的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和《诗刊》社“珍酒杯”诗歌赛奖项。九十年代移居美国，著有诗集《冬天的情绪》和《夜晚的植物》。庄伟杰1989年底赴澳洲留学并定居，在澳期间担任过《满江红》杂志和《唐人商报》社长兼总编辑长达八年多。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论文和书法入选两百余种重要版本或年度选本，有诗作选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等多种大学教材。吕德安与宋琳同属于“第三代”诗人，且都在闽东度过少年时代。然而二者诗歌出发的原点却很不相同，而后走向诗坛的途径也颇有差异。宋琳从“城市诗”起步，吕德安从民谣风出发。宋琳从上海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攫取诗歌的现代质地，吕德安从故乡闽江吸收乡土的精魂，即使置身大都会纽约，他也选择以不介入的姿态与城市价值背离。吕德安诗歌始终保持一种穿越时间本身的淡然与笃定，似乎一开始就是对世界、生活本身的参透，一如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认知。“我像个农民，我的情绪不怎么生病。”[31]吕德安1991年赴纽约生活，尽管他崇尚纽约城市艺术氛围，但在诗歌创作上依旧关注生活的本真，其诗歌呈现孤寂而冷峻的美学气质。1994年吕德安回国，开始福建与纽约的两地生活。福建马尾渔港小镇诗化为“沃角”——这一浪漫而富有象征性的吕德安诗歌创作原点。乡土(家园)价值、自然取向与平民意识构成吕德安的诗歌创作伦理。宋琳是具有明星气质的“第三代”诗人，是“城市诗”的早期作者。主要作品包括：《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散文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雪夜访戴》是宋琳从事诗歌写作30年的自选集，其重要的诗论、访谈汇编为《俄耳甫斯回头》，列入“汉园新诗批评文丛”。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1992年以来宋琳一直是北岛主编的《今天》(海外复刊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2014年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中国门牌：1983》具有特定的时代宣言的性质：我从历史博物馆/长长的走廊出来迎面同七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钉门牌道路——未来标号——1983……流散海外，宋琳自省“这一代”：从废墟上成长。在近来的诗歌及诗学主张中，宋琳都志在修复文化传统，唤醒诗人原始的感受性。四、结语福建人的世纪移民工程催生了福建华侨华人文学，从早期的侨民文学到华人文学，从留学生写作到“回流”中国文坛，福建华侨华人作家的海外写作始终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共振。尽管早期移民的福建华侨华人大部分已经归化他国，在文化血统论中有所谓“断奶”、再建文学传统(新马地区)的争论与焦虑，但他们依然以文学书写保留着文化寻根的生命意识，并在中国文化的全球新境遇中建立新的协商互动机制。而福建新移民作家以追求西方现代性为出发点，经由“洋插队”的挣扎，在域外完成个体价值的实现。新世纪以来，海归“回流”成为新移民作家的新选择。福建籍作家频繁往返祖国与移居国，在跨域书写中，呈现中国全球化的历程，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福建故事。注释：[1] “华人文学”属于种族意义上的文学，福建华侨华人文学研究侧重建立在语言教育基础上的文化身份认同与传承，故而本文采取语种意义上的“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侨居国语言创作的陈季同(法文)、林语堂(英文)等，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2]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1页。[3]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4页。[4] 人在各自领域皆取得较高成就，都属福建籍，也可代表福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5] 颜清湟：《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6] 程光裕：《南侨诗宗邱菽园》，《星马华侨中之杰出人物》，台北：华冈，1977年，第89-123页。[7]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94页。[8] 由于邱菽园的籍贯以及父亲邱正中在新加坡福建帮的地位，以及个人的功名和声望，邱菽园也参与福建社群组织，而且与漳州集团关系密切，例如1933年任福建会馆执行委员，1930-1938年任新加坡漳州总会座办，其晚年生活与漳州方言群的组织相依相系。但总体而言，邱菽园不是福建帮的主要领导人。相关研究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等著作。[9]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第41页。[10] 马 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11]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12]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页。注：郭著的统计将邱菽园列入1919-1949南来范围应该属于疏失。[13] 马华文学史分期主要有四种：方修、杨松年、孟沙、黄锦树分期法，尽管标准有别，但都视侨民意识与(马来亚、南洋)本土意识的消长作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杨松年的分期则以二者的消长作为分期标准一以贯之，并且杨松年的分期法较为接近本章从华侨到华人的论述逻辑，故而此处采用杨氏分期法。[14] 方 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1986年，第19页。[15][16][17][20][21]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5，86，117，69,69页。[18] “马华文学奖”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隆雪中总)于1989年设立，每两年颁奖一次，曾为马华文学的最高奖项。[19]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蕉风》是1955年创刊的文学杂志。[22] 古大勇：《菲律宾华文文学中的“晋江现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1期。[23][24] 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菲华文艺联合会，1989年，自序第5页。[25] 犁 青：《艰苦成长中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王润华、白毫士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1989年，第91页。[26] 朱慧玲：据《在日外国人统计》，截止1992年，留日学人主要来自上海、北京、福建、浙江和台湾。[27] 蒋一超：《当前留学生之前途》，《神州学人》1994年第3期。[28] “中山文学奖” (原“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暨南大学、中山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29] 谭五昌：《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五卷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0] 林 祁：《裸诗宣言 裸诗》，香港：国际华文出版社，2012年。[31] 吕德安：《两块颜色不同的泥土——吕德安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