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语音历史变化研究的基础是语音演变的规律性[1]。语音的产生和变化都要受到一定生理条件的支配和制约，所以音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一定的语言事实为基础，并以科学的音变机理和语音规律去推演它，可以客观地认识语音历史发展情况[2]。
语言的本质是符号，过去认为语言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语言是什么，而在于它代表什么[3]。语言的符号属性使其与自然、人类社会的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纷繁多样的理论方法总与历史因素有关，或与地理因素有关。语言除了社会属性之外，还有物理属性，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更注重前者，但事实上后者对于语音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
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语音的演变常常可以从其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中找到解释。语音的可视化使抽象的音变原理建立在具体可感的物理参数之上，过去的音变在实验室中被“复制”[4]。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共时变异发现生理机制和语音演变的动态联系，也就从纷繁复杂的语音变化中找到了共性和规律。
二、结构分析法和内部拟测法
结构分析法和内部拟测法都着眼于单一的语音系统内部，前者确定整体平衡性，后者关注不规则和例外。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应用。
结构分析法认为，结构的分布特征可以影响音变的格局。古全浊声母在今汉语大多数方言中都已清化，清化的过程在声母系统中呈现出系统性规律：声母系统中原有的浊声母包括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分布于並、奉、從等中古声母字。[＋浊]特征的丢失使上述几类声母字清化为相同部位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通过这一音变，清浊音的对立特征一方面转移至声调清浊，一方面转移到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关系上[1]。双向的对立使系统中的相关音位建立关联，形成双向的聚合群，从而导致系统性音变，有利于系统在语音演变中保持动态平衡。
系统在音变中的动态平衡还体现在语音是呈链式变化的，著名的印欧语元音大转移就是链式音变的典型案例[5]。印欧语元音大转移始于高元音的复元音化，使原本高元音的位置留下空缺，吸引低元音渐次高化予以填补[6]。汉语方言中也报告了不少链式音变的案例。张静芬对广东潮汕地区的惠来—普宁一带进行调查，发现此处的闽语存在因消除假声而产生的一系列链动音变。惠来—普宁一带存在四个降调，其中一个是带有张声发声态特征的阴上调。消除张声的音变运动导致阴上调值下行，挤压常域中同为高降调的阳去调使其被迫下行，进而在该区域的阴上、阳去、阴去和阳上之间产生链移音变[7]。惠普闽语的链式音变与印欧语元音大转移有所不同，前者是外来音位对“原住音位”产生推挤作用，促使原住音位向外转移推动链变；后者是音位跳出原音位系统，使得系统中留下空位，吸引系统中的其他音位前来填补。链式音变生动展示了语音系统的内部演变生态。
内部拟测法是利用系统内部的某些不规则现象进行语音历史研究及原始语拟测的一种方法。内部拟测法的前身是意大利语言学家朋芳德提出的“内部重建法”（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内部拟测“是想从语言材料的共时分析中得出历时的结论，即以系统中的不系统的因素为突破口去探索语言的发展，重建已经消失了的原始结构”[8]。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不是在多种语言、方言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一个音系内部，基于其结构布局进行的语音构拟工作。其理论预设是将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的、有规则的系统，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高本汉首次将内部拟测法应用到汉语史的研究中。高本汉在《切韵》音系中发现山摄开合口对应整齐，而咸摄则只有开口没有合口，于是在咸摄合口这一栏产生了系统空格。高据此推测，咸摄原本也是有合口的，只是在后来的语音演变中合口介音消失了，使得合口一栏的咸摄字并入了山摄：咸摄的双唇辅音尾和合口介音都具有唇音性，导致前者异化为舌尖辅音[9]。在上古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内部拟测法为我们窥探古音提供了一种新奇有趣的办法。中国传统音韵学只记录音类，不记录具体的音值，要实现传统音韵学与现代语音学的对接，以现代的语音分类方法和标音工具描写古代的语音，就需要从古汉语音系本身的结构系统入手。
内部拟测法也有缺陷，它将语音演变严格限定在单个系统的框架之内。但是语言的发展要受外界影响，尤其在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语言间的互动交流更为广泛深入，单一、单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对于接触产生的音变，内部拟测法是无法解决的。
三、语音历史层次分析法
共时的语音系统中事实上叠置了多层不同来源的语言信息，产生了不同的层次关系。既包含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表现形式的叠置，也蕴含着不同系统的互动信息。语音演变按动因分为自源性音变和他源性音变，分别指自身按照自然演变规律产生的音变和因外部接触导致的音变。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变化前后两个音是否具有继承关系。自源性音变体现纵向的时间历史源流，他源性音变暗示了横向空间上异质方言的竞争关系。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就是语言竞争的产物。
对于语音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较多从他源性音变的角度，通过文白异读现象，离析共时平面中的本土层次和外来层次。文白异读是方言中读书识字的音与平常说话的音相异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共同语与本地方言语音相距太远、互不融合而形成两个并行、共存的系统；另一方面是两个语音系统都服务于同一个汉民族共同体，不仅其本身来自于同一个中古音系统，而且都受同一个文字书写系统（汉字）的维系。离析文读层和白读层两个不同层次，可以将方言中受官话方言影响的较晚层次的语音特点与其本身固有的较早层次的语音特点进行比较，从而探讨其历史演变规律。潮汕方言的文白异读具有系统性，文读层和白读层分别代表官话和潮汕本土的读音，也分别透露潮汕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入声韵尾读音类型。潮汕方言的每个摄中都存在着文白异读的情况，并且普遍文读为[-p][-t][-k]，白读为[-?]。这是由于潮汕话本土的入声韵尾已经弱化为[-?]，而同时又覆盖了来自当时官话的文读层[-p][-t][-k]层次。
闽语的文白异读不仅系统，而且层次复杂[10]。比如“喉、猴、候”三个词，韵母都是au，都属中古侯韵，它们在中古都属匣母，可见古代是同音。然而在闽语中的今读声母却完全不同，分别为零声母、舌根塞音和喉擦音。这三个词都属白读层次，体现了同一语音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层次对应[11]。可见语音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层次的产生不仅与不同方言之间的竞争性交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与自身自然演变更迭息息相关。因此，有学者提出历史层次分析除了文白异读背后的共时理论体系之外，还应建立历时理论体系，进而摸索出各个历史时期对应的语音演变情况[12]。
一个方言音系中叠置了不同发展时期的语音层次，不同方言音系结构的差异往往揭示了同一语音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演变形态，地理分布语音的参差，往往可以直观展现语音特征的层次。前文中我们通过潮汕方言看到了中古入声韵尾如今的保存形态，以及与潮汕方言一样存古性较高的另一种汉语方言——粤语，同样完整保留了三种韵尾。而纵观整个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发现：越往北走，入声的保留程度越低，具体表现为入声韵尾种类数减少、塞音韵尾脱落只剩短促的声调特点、最后是官话式的入声完全舒化。上述渐进性演变特征反映了入声韵尾在汉语方言中不同的历史演变层次，其层次早晚与汉语发言的地理分布特征相对应，与官话地理上越接近、接触互动越频繁的方言，其入声的保留程度越低，代表越为晚期的演变层次。通过对这些层次的梳理，使演变的路径更加明晰、音变链条更加完整。
四、词汇扩散理论
“扩散”指的是语言演变的一种传播方式，形容语言的传播像水纹一样依次往外扩散，而非瞬间批量完成，也就是强调语言演变的渐变性。历史语言学认为语音演变具有规律性、均变性，但语音演变并不总是整齐划一的，总会有“例外”。青年语法学派通过借词联想和“类推”作用等机制解释了例外的产生过程，但这样容易导致将所有暂时找不到规律的音变现象都归入“类推”，也就失去了语言研究的意义。语言中存在的大量不规律的例外，始终是困扰语言学家们的一大问题。
当语音演变的不规律性被放大，就成了“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温克是从热忱拥护“语音规律无例外”转向否认语音规律性最典型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方言地图的绘制。如果音变总是整齐划一的，不同方言间的界线应该是分明的。但事实上，这样的分界线并不存在：不同词项所对应的分界线是不一样的，面对这样的语言事实，语言研究的新口号“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应运而生。后来，美籍华裔学者王士元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其实也是对这一理念的呼应。青年语法学派着眼于音变结果，认为音变都是“连续、渐变”的这种变化在词汇中表现为“零散的、突变的”；词汇扩散理论则强调青年语法学派所忽略的音变过程，强调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式渐变，一项音变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开展是需要时间的[13]。
闽语的鼻音扩大化现象，为词汇扩散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注脚。闽语的鼻化元音与口元音形成系统的对应关系，但是闽语内部由于具体方言点不同，其鼻化元音的具体辖字范围不同，有些字在福建闽语中读为鼻化元音，在潮汕闽语中却不然；而有些字在潮汕闽语中读为鼻化元音，在福建闽语中却也不然。这两个不同区域的闽语本属同源关系，但在鼻化元音的辖字问题上却有分歧，这是因为闽语的鼻化元音除了来自于古阳声韵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受了鼻音扩大化的影响，使得原为口元音的一部分字，以词汇扩散的方式不规则地进行鼻化运动。这种词汇扩散的方式导致其在不同支派闽语中的影响范围不同[14]。词汇扩散理论看到了语音演变的复杂性，可以很好地揭示许多不规则的音变，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理论创新。
五、地理语言学
温克语言地图的绘制动摇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绝对权威，展示了语音演变复杂多变的图景。此外，通过地图来展示语音地理分布的方法，后来还衍生出了地理语言学这一新的理论方法和语言学分支。
地理语言学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以绘制地图展示了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差异。方言地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在于“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观点可以通过地图上的同语线展现出来。同语线是展示相同语音形式的地理分布的线，多种语音形式对应的同语线相互交织，形成的密集区域便是同语线束，同语线束指示了方言的交界地带[15]。
目前的地理语言学已不满足于绘制纸质地图，开始绘制电子地图，甚至建立起地理信息系统。通过专业的地图软件绘制的电子地图，可显示语音特征空间分布情况。方言地理信息系统是“由地理数据和语言数据综合形成的系统”[16]，是方言地图的动态网络版本，为地理语言分析提供可视化的研究平台。
地理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语音特征的地理分布推演出语音演变轨迹。汉语的不同方言都源于同一个中古汉语，源流关系非常深远，诸方言可以视为不同时期从一个中古汉语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兄弟方言，都保存了一定的古汉语信息，也经历了丰富的演变。将相邻地理区域的兄弟方言联系起来，可以获取特定语音项目的演变轨迹。
中古有三种入声韵尾，咸深摄、山臻摄、宕江曾梗通。但目前还无法获取这三种入声韵尾的具体音值，有研究者发现通过对粤语等尚保留入声韵尾的方言进行观察，可以推测中古的三种入声韵尾可能为[-p][-t][-k]。闽语在完整保留中古的三种入声韵尾的同时又有自身的演变特点。以闽语中的潮汕片为例，不同方言点对于中古入声韵尾的保留情况有所不同。海丰和云澳完整保留[-p][-t][-k]三个中古入声韵尾，其方言点有；海丰和云澳在地理位置上与福建距离最远，但由于海丰和云澳与福建闽南方言区关系最近，因此其入声韵尾演变阶段与完整保留[-p\t\k]三套中古韵尾的福建闽南方言区相离最近①由于海丰地区的语言情况复杂，关于海丰话是否属于潮汕方言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从行政区划和方言使用者的心理认同感来说，历来倾向于把二者分开，但由于本文重在从历时的层面上研究入声韵尾在同一潮汕方言中的演变情况，而海丰话与潮汕方言均来自于福建闽语母体这一同源关系是确凿可考的，故为保持研究的完整性，仍将海丰话列入其中。；澄海是入声韵尾发展最快的一个方言点，连[-p]韵尾也失去了，只剩下[-k]韵尾。澄海在地理位置上与福建距离最近，最晚从福建移民出来，因此其入声韵尾演变阶段与福建闽南方言区相差最远；潮州旧市区潮安、饶平、汕头、潮阳、揭阳和南澳县后宅镇属于第三种类型，这一区域入声韵尾的发展处于中间阶段，其特点是失去[-t]韵尾而保留[-p][-k]韵尾，处于入声韵尾变动的初始阶段[17]。
地理语言学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语音演变的路径，更为我们解释音变线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移民依据。
六、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特殊又重要的一个分支。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大的特点在于采用比较的方法，以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源词为桥梁，确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量定这些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并重建原始共同语，将各个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或方言置于同一个关系框架之中，进而整理出语系、语族等语言亲属关系层级。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盛行的世界语言调查密不可分，对语言本体的关注使语言研究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此有了独立的对象和方法，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8]，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且更为便捷有效的方法。
传统音韵学以音类为对象和内容，缺乏系统框架的思想，更没有基于音值的音变讨论，历史比较法为探讨语音演变提供了框架。高本汉将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移植到汉语史中，首次为汉语音变的探讨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框架。
历史比较法反映了语音演变的一些规律：首先，同源词的确定以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为前提。其次，语音演变具有规律性和均变性。规律性是指只要有相同的语音条件必定有相同的音变；均变性指语言演变的基本原则、机制有一定的稳定性，不随时间改变[19]。正是因为音变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和均变性，才可以根据共时平面上语音形式的系统性对应，反推早期的联系，如若不然，两种语言即使具有亲属关系，经历了各自无规律的演变之后，就会变得面目各异，所谓的对应规律便无从找起。历史比较法以特定的语音演变规律为基础，而语音演变也是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内容。历史比较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现在的语音材料透视过去的音变，以今音构拟古音。传统的历史比较法语音材料以文献为主[20]，也有对活的语言和方言进行的书面记录。现代历史比较法的语言材料内容比以前丰富，收集到的语音材料除了书面记录之外，还有形式丰富的音频、视频、图表等形式。实验语音也更新了语音研究的方法，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更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用死的材料反映过去的音变，而如今的历史比较法用活的材料重现过去的音变甚至预测未来的音变。
七、实验语音学
我们用串联的方法演绎语音的演变路径，即在已有语言事实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去构建、完善音变轨迹图。但这种方式无法获知其变化的原因及生理基础，这也是历史语言学所欠缺的点。实验语音学为变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Ohala在1989年发表了《语音演变来源于共时变异》（Sound change is drawn from a pool of synchronic variation）一文，提出音变来源于共时变异，可以在实验室里复制语音演变[4]。由于人类听辨能力有限，而且人们对语音的关注是出于语言应用的立场，对于语言现象的解读总是带着音系框架的眼光，会将那些不能表达语言学意义的音素特征自动过滤。因此，要发现这些人耳所不能识别到的细微差异，需要借助精密的仪器设备。利用仪器设备发现小的差异，并通过整理这些变异项构建音变轨迹。以该理论为基础，袁丹对吴语的鼻音韵尾进行了观察，通过语音实验发现发高元音时产生的鼻流不大，但是高元音易产生鼻音听感，所以导致高元音i、u后的鼻尾也较容易脱落为鼻化。这就解释汉语方言中鼻尾增生的例子为什么大多是高元音增生鼻化或鼻尾。可见，语音实验的过程相当于一个小的语音演化模型，细微的语音变化可以模拟语音演变的过程。语音实验室可以模拟发生过的语音演变过程，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演变方向，结合规律判断未来的演变趋势。闽南方言汕头话的口元音和鼻化元音系统对立，但是鼻化元音在元音系统的分布并不均匀，前元音 i、?、a都有对应的鼻化元音，而具有[-前]特征的u、?和?中，u、?都没有对应的鼻化元音。后低元音?是唯一一个有对应鼻化元音的后元音，但是其鼻化元音在汕头话的整个语音系统中只有一个例字①□：?～：面～～(形容脸发胖臃肿的样子）。，并且属于生僻用语，我们调查到的十位发音人中只有老年和中年发音人能读出这个词，并且所有发音人都表示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已很少用到。从鼻音度数据来看，?～的鼻音度数据为39，低于鼻化元音的值域40的临界范畴，与其对应口元音的鼻音对比度也只有14，说明对这一组音来说，鼻化元音与口元音的区别较为模糊，显而易见鼻化元音 ?～在未来有消失的趋势。对于语音演变趋势的预测需要立足于具体音系的结构规则，以精准可靠的数据为依据，结合社会语言学的详细资料，使做出的判断符合真实的语音发展方向[21]。
音变演变的产生都以一定的生理条件为基础，而人体的生理机能构造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生理机制和发音之间的关系，也就掌握了音变的通则，弥补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空缺。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注重事实和规律，但不深究音变的生理基础，即使有尝试性的解释，也是基于个人发音的感官印象，其结论很容易因人而异。实验语音的方法为一个音位变为另一个音位的跳跃提供了桥梁。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生理条件的限制，可观察到发音运动中的细微动作，并通过整理这些变异项构建音变轨迹。可见，将实验语音的手段技巧应用于语音演变的观察当中，可以使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八、余论
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来源于我们观察语音现象角度的多维化，更来源于语音演变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种理论方法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多种角度透视语言的内在规律，更能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语音现象时，根据语言本身特点和课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解决演变问题。“支微入鱼”是古代止摄合口三等字在今方言中读如遇摄合口三等字的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分布广泛，是汉语音韵和方言学界都颇为关注的重要语音现象。王军虎通过“支微入鱼”的音韵层次和在汉语方言中的广泛分布提出该现象起源较早[22]，这是侧重于历史纵向发展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关注这一语言现象在横向不同方言中的地理分布情况，探讨方言间的互动交流。顾黔通过特征项梳理“支微入鱼”的地理分布，揭示其地理分布特点及其与移民、方言接触的关系[23]。浊音清化问题是关系汉语音系古今演变格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古代的“並定從”等全浊声母在今汉语方言中大多清化为同部位清音，并按一定的平仄条件形成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形式不同，按照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操作方法，构拟出来的古全浊声母的语音特征也不同，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古全浊声母是否送气的问题。朱晓农运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汉语方言中少数不多的保留古全浊声母的方言中的浊音声母进行声学实验，发现吴语中的全浊声母实际上是清音浊流，表现为一种听感浑浊的驰声。古汉语直到唐宋时代，全浊都类似于今天吴语的清音浊流，因此古全浊声母也应有过驰声发声态的阶段[24]。顾黔综合运用历史比较法、地理语言学和语音历史层次分析多种方法，通过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处方言古全浊声母的多种语音表现形式（清音浊流、清音送气带浊流、清音送气、平送仄不送），提出古全浊声母中的浊气流为其由清音浊流演变为今天的清音送气\不送气提供了介质[25]。通过历史比较法梳理古全浊声母在该区域方言中的演变轨迹；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比较各方言与官话的亲疏关系，解释特殊地理分布规律的产生原因；语音历史层次分析主要用于文白读层次的离析，将官话接触影响导致的语音形式排除在本系统音变的讨论之外，才能得到准确的音变路径。可见语音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语音的演变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只用一种研究方法解决音变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综合多种思维，从多个角度解读语言现象，并根据需要采用恰当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探求语音演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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