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话语分析法的媒体环境转变

新闻修辞学是新闻学专业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传统新闻修辞教学主要集中在修辞格的介绍与运用上，伴随新媒体环境和教学环境的转变，新闻修辞教学也应置于社会传播的环境系统下研究和实践，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话语分析尤为重要。在此，我们借用拉斯韦尔传播过程的5W模式对社会传播背景下的话语分析法进行探讨，从宏观角度进行新闻修辞的话语分析，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双向意义建构。

1.1 传播者（Who）：由“主角”到“环节”

修辞在早期被称为“显学”，我国先秦时代形成了言语修辞的奇观，在实际中表现为各种游说与讽谏。《鬼谷子》《左传》等历代名篇中都曾有巧言善辩的说服技巧。基于此，在长期修辞学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就形成了传播者绝对的主导印象，即传播者如何运用修辞技巧达到说服的最大化效果。而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仅仅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研究对象的转变，也使修辞文本分析的教学视角发生转化，即在教学过程中将传播主体的修辞话语作为一个环节进行把控，与此同时需要兼顾其他环节的影响和干扰。

1.2 内容（Says What）：由“修辞格”到“象征交流”

传统的新闻修辞学将话语分析仅仅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在学理上更是将修辞仅仅等同为修辞格，这种理念既无法涵盖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中视听语言的修辞手段，也无法以一种发展式、开放式的方式完善不同媒介新闻语言的修辞系统。修辞学者小亨利·约翰斯顿认为仅有信息的交流只在机器之间发生，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交流就必然会存在修辞，去掉修辞就去掉了交流。因而传播学背景下的新闻修辞话语分析应该着重于象征环境下的意义传递，话语分析的内容分析也应当扩充为信息传播中所有的象征交流。这种话语范围的扩大使新闻修辞学教学重点也发生了转化，文本话语分析将从修辞格转为象征环境下的意义交流分析。

1.3 媒介（In Which Channel）：由“纸媒”到“微媒”

传统模式下的修辞教学内容决定了新闻修辞的研究媒介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体的文本研究。以现行的教材内容上看，新闻报道修辞文本话语分析主要集中在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与全球化的深入，无线网络将人类带入到新媒体传播时代。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在新媒体视野下，话语分析的角度也需要不断吻合新媒体的语言特点和媒介特性，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适应“微”型化特点。这里的“微型”不仅是指从纸质媒体研究过渡到手机、平板电脑研究，还包括对微媒体下微型文本话语分析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既要增加趣味性的微型文本，包括标题、朋友圈评论等分析，同时兼顾包括标题党在内的网络修辞负面效果。

1.4 受众（To Whom）：从“同一性”到“差异化”

作为说服艺术和象征环境建构的修辞行为一直以来都作为一种权力的宣示和沟通。这也注定了在传统修辞学视野中的传播者处于绝对主动地位，受众在传统的修辞对象中仅仅是被动的、同一化的整体存在。当修辞学逐渐与传播学融合，对新闻文本话语分析的讲解也就不能局限于传播者“说什么”的修辞内容上，更多应关注媒体环境下受众的接受。不同时代的受众心理不同，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心态更决定了新闻文本的话语发挥效应。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不同修辞风格在受众中产生的差异化传播效果。这需要教师在修辞文本中将证据、谋篇、风格、文体等元素与受众心理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考量。

1.5 传播效果及范围（With What effect）：从“本文化”到“跨文化”

以现行的修辞教学来看，修辞格部分的文本分析大多集中在中国文学上，以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为主，新闻修辞的文本话语分析集中在国内主要的报纸和杂志上，突出了本土化修辞的特点。随着网络及自媒体的发展，跨国传播与国际传播逐渐成为传播的重要内容，新闻修辞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方式也应当置身于全球化宏大的现实语境中。新闻修辞学的文本分析和教学内容应倡导跨文化中的对话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有文化存在，就会有传播和交流，有传播和交流就会有修辞文本存在。选取有代表性的西方新闻修辞文本，讨论西方新闻文本与文化的关系，对比文化间的差异，是现在新闻修辞学话语修辞中教学的空缺。

2 话语分析在新媒体教学环境中的建构

2.1 将话语分析置入“框架效果”中

框架效果是传播学宏观效果研究阶段的经典理论，框架效果中的“受众框架”指出受众在接受信息传播时，其既有的价值取向、态度行为会影响受众对新信息的接受。新修辞学中“同一理论”认为，语言在诱发人类认知心理时，可以通过符号的传达形成传者和受者的“同一”[1]，这与受众框架理论十分相似。两种理论观点的一致性都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传受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同一理论”中的“同理认同”为例，即要求以人类的情感作为基础，以情感沟通的方法，进而达到双方相互认同的效果[2]。在对新闻文本分析时，应当充分考虑传者在情感上的修辞传递。比如,在对“北京青年报”报道《救援者周小波：打捞带走父亲的那辆公交车》的案例教学中，以文本 “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队友的关心，但他在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时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他强迫自己进食，‘以前为了减肥可以不吃，但现在必须吃’。11月1日凌晨两点多，他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不过家中已没有父亲的身影，是一个朋友陪他过的夜。家里的灯这两天一直没熄，姐姐告诉他，只要点着灯，父亲就能回来”为切入点，向学生展现创作者如何通过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家属的口述将当事者儿女的心态展露，利用为人儿女的真实情感作为修辞手段就极容易获得受众情感认同，也更容易与受众既有的价值观、情感相吻合，从而对叙事者表示情感认同。

2.2 将话语分析置入“修辞沟”中

“知识沟”在传播学中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导致的学习能力的差异。在此借用为“修辞沟”，即在文化交流传播中，由于传受双方在接受能力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修辞文本接受上的差异。修辞沟的存在使中西方新闻媒体在文本呈现时出现很大的差别。就整体中西方在修辞文化中的语境来看，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较多采用“高度语境文化”，而像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呈现“低语境传播”。不同的语言环境造成了中西方修辞文本的差异，这在授课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并纳入教学。以高语境下中国文化修辞中典型的“面子协商”理论入手（在一切需要沟通交流的场合，所有文化的人们都试着维持和协商面子；当拥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交流者出现问题时，面子的概念在脆弱的人际关系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受到质疑的……[3]），就不难看到《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在钓鱼岛问题报道中的整体修辞策略：在语言修辞中维护国家的形象和面子。从《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钓鱼岛岂容他人肆意“买卖”》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文本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证实钓鱼岛从古至今归中国所有，以正面修辞为主。这种致力塑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以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为目的的话语均属于高语境下的修辞文本，和西方媒体修辞文化中契约原则存在很大的差异。

2.3 将话语分析置入“大情境”中

修辞情景是言说者创造修辞言语的环境。从修辞学角度来讲，修辞文本是创作者的言语，在一定环境之下，依据自己对情景需要的判断而进行的修辞反应。因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将修辞文本放入“情境”进行分析把握。传统的汉语修辞学一般局限于文本内部，“情境”的概念主要特指文本上下文形成的具体语境。新闻修辞学中的修辞情境不应局限于文本内部，应当侧重于社会与文化的大环境。教师在讲解时应使学生从社会传播的宏观角度理解新闻修辞文本的话语。例如，在“厦门公交纵火案”《厦门日报》报道《让我们携手传递正能量》的案例教学中：“特别是厦门日报社记者，深入现场，日夜奋战，及时准确报道事件经过，反映伤员救治情况，表达市民呼声，回应社会关切，体现了一个主流大报的道义和责任，得到广大市民的充分肯定；不少市民来电，称赞厦门日报的报道是及时雨、正气歌，是有担当、负责任的主流媒体。”应向学生展示该文本本身并无不妥，但考虑到当时47人死亡，34人受伤的大传播情境，这种标榜性修辞言论就会使人如鲠在喉。由此就可以理解网络媒体的尖锐批评：“文中所叙述一切，或许所言不虚，……但是在80余人的伤亡面前，政府、媒体乃至社会所做的一切，又有哪一项不是职责所在、道义所在？而今，在社会余恸未消时刻，任何自我标榜都显得不合时宜。”误判传播情境对新闻文本来讲是致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言辞再通顺，文辞再优美，都功不抵过。

3 结语

视角转变后的修辞文本话语分析既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视角，也是新闻文本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用新闻传播的专业化视角对修辞文本进行话语分析，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修辞运用能力，增强其对新闻本身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又可以使学生用批评的视角审视现行新闻文本中的修辞机制和模式，透视洞察新闻修辞文本中掩藏的利益诉求，是对现行新闻修辞教学模式的改变和积极尝试。

[1]李智.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李智.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胡春阳.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D].上海：复旦大学,

[5]张小琴.电视修辞学[D].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