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猛推进，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深入进行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断调整及价值观念的交融冲突，进而使得焦虑这一心理现象不止于个体情绪体验，而演化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向多群体扩散的、普遍的社会心态。

鉴于研究需要，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考虑群体焦虑，而非从心理学（如人格特征）角度探讨个体焦虑。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具有以下特征：涉及群体的普遍性、诱发因素的多样性和矛盾破解的艰难性。不可否认，焦虑已成为当前中国一个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确定因素在给中国的飞速发展带去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去生存压力，而相伴而来的压抑、怀疑、焦躁、怨恨等社会情绪聚集到一定程度便会不利于各领域的长足发展和进步，阻碍改革的推进，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学者将社会焦虑进行了分类，分为利益、价值、政治和身份四类焦虑。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利益焦虑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焦虑的重要表现，尝试弄清楚存在利益焦虑的群体及利益焦虑产生的原因，并就如何化解国民利益焦虑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行路径。

二、存在利益焦虑的群体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预计超百万亿元，人均GDP 突破1 万美元；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经济高速增长给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带来物质保障，但存在于分配、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也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相对贫困的持续存在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不难发现，国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由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焦虑所折射出的分配危机又进一步加重了焦虑程度。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较大的贫富差距，当改革发展的成果持续向高收入者倾斜时，我国的低收入者普遍感受到的是经济地位的下降和获得感、幸福感的缺失。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给出的国民整体焦虑状况中，仅有3 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感受过焦虑。并且结果显示，贫富与否与社会焦虑无显著相关，但贫富差距与公众社会焦虑呈现出显著相关（P＜0.001）[2]。这意味着个体是否是低收入与社会焦虑并无显著关系，但愈是在贫富悬殊的地方，低收入群体愈是呈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这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真实写照。当前我国因分配不公而产生的焦虑，即可被视为“利益焦虑”。

总之，各种研究和分析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焦虑中的利益焦虑已具有明显的广泛性、复杂性、指向性等特点。贫富分化下，利益焦虑不是只存在于后富群体中的特殊现象，也同样常见于先富群体。虽然引发焦虑的深层逻辑未见相似，但利益焦虑带来的结果将不利于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如何引导和化解当前中国先富及后富群体过度的利益焦虑，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三、利益焦虑产生的原因

贫富差距的影响具有二重性[3]：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催人奋进，为社会注入活力的同时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便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焦虑产生的原因总结如下：

（一）体制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特点导致资源分配不均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既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又兼具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型经济，势必会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将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输送至效益更佳的个人、阶层、行业及地区。但社会总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优胜劣汰成为常态，那些预期收益不高的个人、阶层、行业及地区难以吸引到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生产水平的持续提升。恶性循环下，社会总效率不一定实现了最大化，并且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二）政策层面：“部分先富，尔后共富”这一方略渐进过程的产物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成果，高度凝练出共同富裕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方略，即“部分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同时，他还在著作中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最终落脚点，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与环节。社会主义确立共同富裕的大方向，也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事情[4]。

但必须明确的是，共同富裕和部分先富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难发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渐进的、螺旋式上升的。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不同个体、不同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富裕程度和速度上的快慢差别是正常的，也是我们预料得到的。不过邓小平所强调的部分先富需要以共同富裕作为总目标，否则当少部分先富群体做出为富不仁的行为时，留给后富群体的只有逐渐失去的昂扬斗志和奋发激情。再加上当前中国存在类似“官二代”“富二代”等阶层的代际固化现象，底层民众更可能出现警觉、仇富、焦虑等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信任的情绪。而先富群体在主观上也很少愿意分享富裕的果实，他们这些改革的受益群体倾向于维持现状，同时时刻警惕自己的财富被平均化，对保守和增加自身财产的贪婪也让他们陷入不安的情绪。

（三）社会层面：新时代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加重人们的焦虑

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布也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人们所产生的的焦虑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第一，不同于人人皆别无长物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新时代下，少部分人“暴富”成为高收入人群，而其余人则仍处在低收入队伍之列，此种“双重示范效应”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冲击性的压力，导致社会成员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担忧。第二，社会转型时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风险因素，不利于国民安全感的建立。对比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下人们需要独自面对更多社会风险的事实是自不待言的。除此以外，人们还面临着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这些都将加深人们对未来的焦虑。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转型时期仍不够健全，因而即使社会经济整体向好，依旧难以缓解部分社会成员的焦虑情绪。后富群体就在实际的经济收益上体会到强烈的不公平感，而此时若无法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只会陷入更严重的迷茫、焦虑，甚至是怨恨。第四，转型时期社会信仰和价值极易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加重社会焦虑。当后富群体受到挫折和打击时，难免体会到被剥夺感而陷入失落情绪，而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缺失，使他们很难找到焦虑情绪的宣泄口。社会焦虑也因此脱离个体的生命体验，成为社会群体对客观环境和未来无从把握的一种茫然心态。

四、化解利益焦虑的可行路径

当前中国利益焦虑的解决的确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如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阶层固化趋势日渐显著、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新变化和新矛盾、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存在新的考验等。化解社会的利益焦虑情绪虽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们依旧能在新时代下探索出符合国情的解决对策。

五、结语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利益焦虑现象，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但毕竟这个问题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的，因此我们相信，它也能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被很好地解决。但问题不会自然消失，还需要我们在分析原因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并实施解决方案。我们不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也不必过分担忧。从这一意义上说，当我们重视问题并用积极的姿态直面问题，在采取相应措施并不断总结反思精进后，利益焦虑这一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终将在我们理性且认真的态度下迎刃而解。对于利益焦虑问题，我们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过度紧张，如此，便能拯救迷茫心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17（11）：15-34.

[2]凌巍.社会转型期公众社会焦虑影响机制及缓解对策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9（19）：57-61.

[3]于立，王立军，侯强.资源性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J].财经问题研究，2007（10）：3-9.

[4]于祖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初读《邓小平文选》第3 卷[J].经济研究，1993（12）：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