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豪，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陶荣霞，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出版与传播。 一、极权统治的生成过程 （一）标榜自由、平等的革命阶段 首先，在《动物农场》中，极权统治和革命有着血缘性的联系，极权统治的建立，伴随着暴力的流血革命，通过暴力的流血革命，动物们推翻了农场主琼斯的统治，实现了自由与独立，然而这种暴力也为日后的极权统治埋下了冷酷、残忍的种子。可以说，在《动物农场》中，革命是极权统治之父，在暴力的流血革命中，包含了极权统治的某些基因。在革命前，总会有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他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平等、衣食无忧的理想国度，并以此为根据，唤醒尚处在贫苦之中的大众，呼吁他们解放思想，一起为这个理想国度的建立而进行革命。在这一阶段，大众被唤醒，他们长期以来被束缚在日常劳苦生活中的思想被点燃，革命拥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在《动物农场》中，“老上校”便是一个革命的先驱者，它通过《英格兰牲畜之歌》向动物们讲述了自由、平等的理念，鼓励他们实现个体的独立自由而革命。这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老上校”为处在生死边缘线上的动物们带来了自由的曙光，使动物们开始认识到自由、平等的重要性。继而，在革命的共同目标推翻人类统治的引导下，从革命思想动物主义的确立，到革命的领导者雪球、拿破仑的选择都被一一确定下来，于是革命在动物们忍饥挨饿又被农场主虐待的境况下爆发了，革命在自由平等理念的激励下取得成功。 （二）革命之后 在动物们革命成功后，动物农场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农场主被赶跑，动物们又无领导者。于是，在革命阶段的领导者猪（雪球、拿破仑），便自动过渡为革命后的实际权力占有者。这种过渡的依据在于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然而在革命过程中参与斗争的其他动物却被置于“被领导者”的他者地位，于是猪的权力过渡从一开始便是一种不平等意味的过渡，这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民主选择机制。这意味着：革命前动物们不同的分工决定着革命后不同的权力地位，这本身便是违反“动物主义”一开始确立的平等原则。于是革命之后的新政治模式开始了。 萧功琴在《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的变革》中提到：“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几乎都先后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这些议会民主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政权落到某位军事强人手中，由此转向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1]。在《动物农场》中，同样反映出这些问题，动物农场初立时，动物们采用“大集会”制度投票通过以“拿破仑”为代表的和以“雪球”为代表的不同派别的提案。但是显然，动物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参与到“大集会”的民主讨论中，因为“他们总是听谁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谁有道理。”[2]于是“大集会”的讨论逐渐地演变为“拿破仑”与“雪球”的矛盾冲突点，在矛盾的加速激化中，刺杀成为一种极端的处理手段“雪球”因为被“拿破仑”饲养的九条狗公然刺杀而被迫逃走。在这种暴力手段的威慑下，“动物农场”的权力完全地落入了“拿破仑”手中，他变成了一个以武力（九条恶犬）为实力保障的军事强人，民主“大集会”制度被取消，动物农场的政治变为军事强人统治下的权威主义模式，权力被过渡到“拿破仑”一人之手，他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独裁者。“拿破仑”身份的转变，使他由一个积极地革命推动者变为一个惧怕革命、压制革命的独裁者，革命者在被权力异化，成为真正的“反革命者”。至此，动物农场的极权主义统治逐渐拉开了帷幕，在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控制下，动物农场走上了一条与革命前的理想所全然不同的道路。 二、极权主义统治的手段分析 动物农场在拉开极权主义统治的帷幕之后，“拿破仑”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而与这种高度极权统治相适应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统治手段，这些手段是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的，然而这些手段本身，也为极权主义统治埋下了倒塌的希望。 首先，极权主义者为了证明自身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会努力转移大众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者”。“拿破仑”首先通过“尖嗓”解构“雪球”的历史功绩，削弱继而否定“雪球”在推翻农场主的“牛棚战役”中的历史功绩，将“雪球”的形象修改为“潜藏的叛徒”的形象，继而把一切责任推给一个已经不知去向的“他者”之上，并煽动动物们对“雪球”进行狂热的仇恨，利用“族群情感”稳定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将动物们对于“雪球”的仇恨视为忠于自己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球”在动物农场中的形象逐渐发生操纵性的变化，他的一切历史功绩都被强制归于“拿破仑”名下，动物农场中的一切自然性损耗都归为“雪球”的暗中破坏，雪球成为恶之源。在“雪球”成为一个“恶”的符号之后，人类农场主弗里德利克、皮尔京顿又先后成为一种妖魔化的符号。 其次，谎言和欺骗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单边真理。在动物农场的极权主义世界中，谎言和欺骗是愚昧大众的主要手段，“尖嗓”一次又一次地向动物们虚报作假的经济增长数据，一切都在增产，而动物们的生活物资的定量却在不断地下降。这种谎言和欺骗所构成的数据成为一种被操纵的数据，他成为极权统治者的“自我言说”，并没有任何真实性可以考量。因此，这成为极权统治者单边性的真理，这种伪真理的本质便是“话语霸权”。在动物农场中，“拿破仑”通过权力话语的代言人尖嗓来实现话语权的独一无二性，任何质疑、反对的话语都被湮没在“拿破仑”的一种声音之中，话语霸权所带来的单边性的伪真理成为动物们所能接收到的唯一的外来信息，信息成为极权者可以随意修改的无意义碎片。于是为了使一切信息为极权者的统治服务，利用话语霸权对于信息进行肆意篡改成为极权统治手段，“历史”信息成为极权者随意书写的练习册，这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之中这被高度概括为“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再次，领袖崇拜成为极权统治的统治的一个表象，这种表象建立在权力的恫吓之上。这是因为：随着极权权力的加深，极权主义逐渐向全面控制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并没有对“家庭”这一概念进行过多的描写，而在他的小说《1984》中，家庭概念被取消，个体直接的从属于国家、集体、领袖，个体的独立性价值被取消。在《动物农场》中，个体虽没有家庭，然而却都从属于集体、领袖，独立的个体都要依附在领袖“拿破仑”的统治下，于是对于“拿破仑”的阿谀、赞扬便成为一种日常化语言，诸如“动物们的慈父”等等称号便自发地成为领袖的头衔。同时，对于领袖的崇拜与否也成为检验是否对领袖“忠诚”的标准，对于领袖的崇拜也同时成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忠诚”便意味着要唱赞歌、无条件的相信“凡是拿破仑说的就是正确的”，而“不忠诚”则会受到领袖表象之后的深层权力的惩罚，惩罚的唯一方式便是个体生命的死亡。动物农场内部数次残酷的清洗运动，便是领袖绝对权力的真实体现。 最后，对于法律的弱化与践踏，也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表现。这首先体现在对于法律的随意修改与解释，在动物农场中，“七戒”先后被随意地修改为有利于极权统治的描述。例如：“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被暗中修改为“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而前提是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猪、狗极权主义阶层垄断了饮酒的权利。其次，在权力的急剧扩大后，法律最后的遮羞布被撕下，一切法律被修改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最后，平等的理念被彻底修改，猪、狗等极权阶层成为法律意义上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的特权阶层，动物农场彻底的成为由极权主义者全面控制的社会。 结 语 奥威尔通过《动物农场》所描述的这个饥饿、辛劳、失望、恐怖的极权社会，给现代民主建设带来了深刻的警示。一方面，他对于革命者在革命后所产生的变异进行了剖析，指出他们由推动革命到惧怕革命、压制革命的转变过程，展现了权力对于革命者的异化，将极权统治的建立过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为我们展现了极权社会的恐怖统治手段。但是，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并没有对解构极权统治给出答案，这种答案正是在于极权统治者自身，他们通过压制革命、形成话语霸权、取消个人独立性的过程中，将整个社会变为单调的钟摆。权力体系过度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会由于不断地内部消耗而导致解体。 [1]萧功琴.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新星出版社，2008. [2]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周威豪，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陶荣霞，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出版与传播。 一、极权统治的生成过程（一）标榜自由、平等的革命阶段首先，在《动物农场》中，极权统治和革命有着血缘性的联系，极权统治的建立，伴随着暴力的流血革命，通过暴力的流血革命，动物们推翻了农场主琼斯的统治，实现了自由与独立，然而这种暴力也为日后的极权统治埋下了冷酷、残忍的种子。可以说，在《动物农场》中，革命是极权统治之父，在暴力的流血革命中，包含了极权统治的某些基因。在革命前，总会有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他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平等、衣食无忧的理想国度，并以此为根据，唤醒尚处在贫苦之中的大众，呼吁他们解放思想，一起为这个理想国度的建立而进行革命。在这一阶段，大众被唤醒，他们长期以来被束缚在日常劳苦生活中的思想被点燃，革命拥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在《动物农场》中，“老上校”便是一个革命的先驱者，它通过《英格兰牲畜之歌》向动物们讲述了自由、平等的理念，鼓励他们实现个体的独立自由而革命。这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老上校”为处在生死边缘线上的动物们带来了自由的曙光，使动物们开始认识到自由、平等的重要性。继而，在革命的共同目标推翻人类统治的引导下，从革命思想动物主义的确立，到革命的领导者雪球、拿破仑的选择都被一一确定下来，于是革命在动物们忍饥挨饿又被农场主虐待的境况下爆发了，革命在自由平等理念的激励下取得成功。（二）革命之后在动物们革命成功后，动物农场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农场主被赶跑，动物们又无领导者。于是，在革命阶段的领导者猪（雪球、拿破仑），便自动过渡为革命后的实际权力占有者。这种过渡的依据在于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然而在革命过程中参与斗争的其他动物却被置于“被领导者”的他者地位，于是猪的权力过渡从一开始便是一种不平等意味的过渡，这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民主选择机制。这意味着：革命前动物们不同的分工决定着革命后不同的权力地位，这本身便是违反“动物主义”一开始确立的平等原则。于是革命之后的新政治模式开始了。萧功琴在《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的变革》中提到：“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几乎都先后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这些议会民主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政权落到某位军事强人手中，由此转向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1]。在《动物农场》中，同样反映出这些问题，动物农场初立时，动物们采用“大集会”制度投票通过以“拿破仑”为代表的和以“雪球”为代表的不同派别的提案。但是显然，动物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参与到“大集会”的民主讨论中，因为“他们总是听谁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谁有道理。”[2]于是“大集会”的讨论逐渐地演变为“拿破仑”与“雪球”的矛盾冲突点，在矛盾的加速激化中，刺杀成为一种极端的处理手段“雪球”因为被“拿破仑”饲养的九条狗公然刺杀而被迫逃走。在这种暴力手段的威慑下，“动物农场”的权力完全地落入了“拿破仑”手中，他变成了一个以武力（九条恶犬）为实力保障的军事强人，民主“大集会”制度被取消，动物农场的政治变为军事强人统治下的权威主义模式，权力被过渡到“拿破仑”一人之手，他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独裁者。“拿破仑”身份的转变，使他由一个积极地革命推动者变为一个惧怕革命、压制革命的独裁者，革命者在被权力异化，成为真正的“反革命者”。至此，动物农场的极权主义统治逐渐拉开了帷幕，在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控制下，动物农场走上了一条与革命前的理想所全然不同的道路。二、极权主义统治的手段分析动物农场在拉开极权主义统治的帷幕之后，“拿破仑”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而与这种高度极权统治相适应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统治手段，这些手段是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的，然而这些手段本身，也为极权主义统治埋下了倒塌的希望。首先，极权主义者为了证明自身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会努力转移大众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者”。“拿破仑”首先通过“尖嗓”解构“雪球”的历史功绩，削弱继而否定“雪球”在推翻农场主的“牛棚战役”中的历史功绩，将“雪球”的形象修改为“潜藏的叛徒”的形象，继而把一切责任推给一个已经不知去向的“他者”之上，并煽动动物们对“雪球”进行狂热的仇恨，利用“族群情感”稳定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将动物们对于“雪球”的仇恨视为忠于自己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球”在动物农场中的形象逐渐发生操纵性的变化，他的一切历史功绩都被强制归于“拿破仑”名下，动物农场中的一切自然性损耗都归为“雪球”的暗中破坏，雪球成为恶之源。在“雪球”成为一个“恶”的符号之后，人类农场主弗里德利克、皮尔京顿又先后成为一种妖魔化的符号。其次，谎言和欺骗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单边真理。在动物农场的极权主义世界中，谎言和欺骗是愚昧大众的主要手段，“尖嗓”一次又一次地向动物们虚报作假的经济增长数据，一切都在增产，而动物们的生活物资的定量却在不断地下降。这种谎言和欺骗所构成的数据成为一种被操纵的数据，他成为极权统治者的“自我言说”，并没有任何真实性可以考量。因此，这成为极权统治者单边性的真理，这种伪真理的本质便是“话语霸权”。在动物农场中，“拿破仑”通过权力话语的代言人尖嗓来实现话语权的独一无二性，任何质疑、反对的话语都被湮没在“拿破仑”的一种声音之中，话语霸权所带来的单边性的伪真理成为动物们所能接收到的唯一的外来信息，信息成为极权者可以随意修改的无意义碎片。于是为了使一切信息为极权者的统治服务，利用话语霸权对于信息进行肆意篡改成为极权统治手段，“历史”信息成为极权者随意书写的练习册，这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之中这被高度概括为“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再次，领袖崇拜成为极权统治的统治的一个表象，这种表象建立在权力的恫吓之上。这是因为：随着极权权力的加深，极权主义逐渐向全面控制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并没有对“家庭”这一概念进行过多的描写，而在他的小说《1984》中，家庭概念被取消，个体直接的从属于国家、集体、领袖，个体的独立性价值被取消。在《动物农场》中，个体虽没有家庭，然而却都从属于集体、领袖，独立的个体都要依附在领袖“拿破仑”的统治下，于是对于“拿破仑”的阿谀、赞扬便成为一种日常化语言，诸如“动物们的慈父”等等称号便自发地成为领袖的头衔。同时，对于领袖的崇拜与否也成为检验是否对领袖“忠诚”的标准，对于领袖的崇拜也同时成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忠诚”便意味着要唱赞歌、无条件的相信“凡是拿破仑说的就是正确的”，而“不忠诚”则会受到领袖表象之后的深层权力的惩罚，惩罚的唯一方式便是个体生命的死亡。动物农场内部数次残酷的清洗运动，便是领袖绝对权力的真实体现。最后，对于法律的弱化与践踏，也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表现。这首先体现在对于法律的随意修改与解释，在动物农场中，“七戒”先后被随意地修改为有利于极权统治的描述。例如：“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被暗中修改为“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而前提是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猪、狗极权主义阶层垄断了饮酒的权利。其次，在权力的急剧扩大后，法律最后的遮羞布被撕下，一切法律被修改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最后，平等的理念被彻底修改，猪、狗等极权阶层成为法律意义上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的特权阶层，动物农场彻底的成为由极权主义者全面控制的社会。结 语奥威尔通过《动物农场》所描述的这个饥饿、辛劳、失望、恐怖的极权社会，给现代民主建设带来了深刻的警示。一方面，他对于革命者在革命后所产生的变异进行了剖析，指出他们由推动革命到惧怕革命、压制革命的转变过程，展现了权力对于革命者的异化，将极权统治的建立过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为我们展现了极权社会的恐怖统治手段。但是，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并没有对解构极权统治给出答案，这种答案正是在于极权统治者自身，他们通过压制革命、形成话语霸权、取消个人独立性的过程中，将整个社会变为单调的钟摆。权力体系过度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会由于不断地内部消耗而导致解体。【参考文献】[1]萧功琴.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新星出版社，2008.[2]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