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五四”精神具有精神家园和生命寄托的重大意义。闻一多是一位公认的兼具诗人、学者的爱国英雄，他从青年时代亲身参与“五四”，到西南联大时期在《五四历史座谈斗士》《五四断想》等文章和演讲中不断地对“五四”进行追忆、阐述和推崇，“五四”精神实际上构成了他生命中最基本的底色和最重要的思想之源。探讨闻一多与“五四”精神的关系，既可加深对闻一多性格和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又可通过他这个典型个案来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 一、闻一多“五四”精神的形成 闻一多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其祖父很重视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和成长。闻一多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当每次读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时，闻一多都深受鼓舞和启发。这样深受家庭的熏陶，闻一多自幼便初步萌生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极大地强化了闻一多所固有的爱国热忱，激发了他肩负起天下兴亡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爆发时，身处清华学堂的闻一多虽然不是一位“公开的领袖”，但在其中也是斩露头角。5月5日，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清华时，闻一多便在食堂门口偷偷地贴上了一张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鼓励清华学子的爱国情绪。7日，清华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成立正式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团的工作仍分两个部分，“对外”“属于爱国运动”，“对内”则为“罢课期间的学校秩序底维持”。[2]9日，清华学生齐集体育馆前举行纪念会。大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闻一多以秘书部中文书记身份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他的此次登台虽然只属于通报性质，但毕竟是首次在全校大会上露面，说明他在秘书部中的地位比较重要。 书信带有私人性质，最容易表达真情实感。五四时期，闻一多给家人写了大量的书信，表明自己因忙于救国救民的活动而不能回家省亲。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在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写道：“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封信情深意切，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芒。 二、将“五四”精神融入文学创作中 闻一多是一个“五四”时代精神哺育出来的著名诗人。五四时期，闻一多先后创作了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他曾经对友人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正是这种灼热而深厚的爱国之情，点燃了他诗歌创作的熊熊火焰。1925年3月，身在纽约的闻一多有感于中国严峻的国际时势，将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比喻为七个与祖国母亲离散多年的儿女，写出了最为流传的爱国诗歌《七子之歌》。他用孩子口吻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而渴望重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 1925年夏，闻一多回国内后，亲眼目睹了祖国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现状，立即投入到救国之中。闻一多除了诗歌创作之外，还致力于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1922年在《诗的格律》中指出，要创造艺术美，就要加工提炼，就要“做”和“选择”，就应该讲求“格律”。闻一多的这种文艺思想为五四以后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不仅如此，闻一多在诗歌评论方面一直注重发扬五四精神。他在肯定郭沫若的《女神》时指出，它的“新”在于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那就是“动”、“反抗”、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精神、二十世纪所折射出来的矛盾情绪和矛盾精神等。[1]P110-111 闻一多后来由诗人向学者的转变，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起初，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就是要坚持“中国的本位文化”。他认为，文学艺术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为此，他遨游于中国古籍文献之中，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抗战时期，闻一多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见，闻一多无论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本土文化，还是后期揭露中国文化的糟粕，都是围绕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题，体现了他伟大的爱国情怀。 三、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 闻一多在生命后期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与他捍卫、继承和发扬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五四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抗战时期，日寇侵华所造成的空前的国难逼迫大量进步的学者、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而加入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抗战后期，闻一多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景象，清晰地看到国民党统治者的腐朽，更为祖国的命运担忧!1943年3月，蒋介石鼓吹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开始发售，国民政府规定每人必须阅读。在时代的召唤之下，极具正义感的闻一多在政治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原来崇奉“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转变为“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鼓与呼，成为“时代的鼓手”，发誓由“艺术的忠臣”变为“人民的忠臣”。 在文艺思想上，闻一多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转而强调新诗的社会价值（即功利性）。他说：“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1]P4071945年6月，闻一多发表了《人民的诗人——屈原》，高度赞扬为人民大众鼓与呼的伟大品格。他说：“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因此，他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3] 四、结语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大多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基本定型，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基本没有本质的改变。自从青年时代参与“五四”运动，到生命后期不断提及、追忆和阐述“五四”精神，闻一多终生与五四结下了不解之缘。朱自清曾称闻一多为“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闻一多之所以成就三位一体的身份，是与他在歌词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始终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五四”所包含的爱国、民主、叛逆等精神密不可分的。 [1]闻一多全集（第二卷）[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2. [2自治发达史?代表团[N].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04-28. [3]闻一多诗文选[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121-127. 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五四”精神具有精神家园和生命寄托的重大意义。闻一多是一位公认的兼具诗人、学者的爱国英雄，他从青年时代亲身参与“五四”，到西南联大时期在《五四历史座谈斗士》《五四断想》等文章和演讲中不断地对“五四”进行追忆、阐述和推崇，“五四”精神实际上构成了他生命中最基本的底色和最重要的思想之源。探讨闻一多与“五四”精神的关系，既可加深对闻一多性格和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又可通过他这个典型个案来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一、闻一多“五四”精神的形成闻一多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其祖父很重视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和成长。闻一多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当每次读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时，闻一多都深受鼓舞和启发。这样深受家庭的熏陶，闻一多自幼便初步萌生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极大地强化了闻一多所固有的爱国热忱，激发了他肩负起天下兴亡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爆发时，身处清华学堂的闻一多虽然不是一位“公开的领袖”，但在其中也是斩露头角。5月5日，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清华时，闻一多便在食堂门口偷偷地贴上了一张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鼓励清华学子的爱国情绪。7日，清华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成立正式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团的工作仍分两个部分，“对外”“属于爱国运动”，“对内”则为“罢课期间的学校秩序底维持”。[2]9日，清华学生齐集体育馆前举行纪念会。大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闻一多以秘书部中文书记身份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他的此次登台虽然只属于通报性质，但毕竟是首次在全校大会上露面，说明他在秘书部中的地位比较重要。书信带有私人性质，最容易表达真情实感。五四时期，闻一多给家人写了大量的书信，表明自己因忙于救国救民的活动而不能回家省亲。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在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写道：“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封信情深意切，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二、将“五四”精神融入文学创作中闻一多是一个“五四”时代精神哺育出来的著名诗人。五四时期，闻一多先后创作了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他曾经对友人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正是这种灼热而深厚的爱国之情，点燃了他诗歌创作的熊熊火焰。1925年3月，身在纽约的闻一多有感于中国严峻的国际时势，将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比喻为七个与祖国母亲离散多年的儿女，写出了最为流传的爱国诗歌《七子之歌》。他用孩子口吻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而渴望重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1925年夏，闻一多回国内后，亲眼目睹了祖国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现状，立即投入到救国之中。闻一多除了诗歌创作之外，还致力于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1922年在《诗的格律》中指出，要创造艺术美，就要加工提炼，就要“做”和“选择”，就应该讲求“格律”。闻一多的这种文艺思想为五四以后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不仅如此，闻一多在诗歌评论方面一直注重发扬五四精神。他在肯定郭沫若的《女神》时指出，它的“新”在于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那就是“动”、“反抗”、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精神、二十世纪所折射出来的矛盾情绪和矛盾精神等。[1]P110-111闻一多后来由诗人向学者的转变，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起初，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就是要坚持“中国的本位文化”。他认为，文学艺术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为此，他遨游于中国古籍文献之中，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抗战时期，闻一多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见，闻一多无论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本土文化，还是后期揭露中国文化的糟粕，都是围绕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题，体现了他伟大的爱国情怀。三、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闻一多在生命后期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与他捍卫、继承和发扬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五四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抗战时期，日寇侵华所造成的空前的国难逼迫大量进步的学者、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而加入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抗战后期，闻一多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景象，清晰地看到国民党统治者的腐朽，更为祖国的命运担忧!1943年3月，蒋介石鼓吹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开始发售，国民政府规定每人必须阅读。在时代的召唤之下，极具正义感的闻一多在政治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原来崇奉“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转变为“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鼓与呼，成为“时代的鼓手”，发誓由“艺术的忠臣”变为“人民的忠臣”。在文艺思想上，闻一多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转而强调新诗的社会价值（即功利性）。他说：“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1]P4071945年6月，闻一多发表了《人民的诗人——屈原》，高度赞扬为人民大众鼓与呼的伟大品格。他说：“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因此，他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3]四、结语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大多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基本定型，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基本没有本质的改变。自从青年时代参与“五四”运动，到生命后期不断提及、追忆和阐述“五四”精神，闻一多终生与五四结下了不解之缘。朱自清曾称闻一多为“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闻一多之所以成就三位一体的身份，是与他在歌词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始终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五四”所包含的爱国、民主、叛逆等精神密不可分的。参考文献：[1]闻一多全集（第二卷）[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2.[2自治发达史?代表团[N].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04-28.[3]闻一多诗文选[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