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生涯应该是从1972 年5 月，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开始的。但我几次说过，真正深入密切接触和开展文学活动是自1979年进入《文艺报》编辑部变得切实认真起来的。在《文艺报》这家1949 年9 月25 日创刊的报纸（曾经是以月刊形式面世），伴随人民共和国走过70 年曲折光辉道路的时候，自己曾经的参与也成为个人与报纸的一种史的部分。 《文艺报》的编辑约我写篇记述文章，保存记忆，我即写了如下的文字以示响应。
我1975 年7 月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到这里工作的时候，方知当时的《人民文学》和正在筹备复刊的《诗刊》的行政编制是在出版局属下。所以，我所在的工作部门就与这两家刊物有不少业务联系。例如，《诗刊》1975年在李季任主编、葛洛任副主编时正式复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复刊通知，就是我参与书写发向全国各个相关单位的。再后来，张光年先生从干校调回出版局工作，并参加出版局党组会。当时的出版局领导，就是希望对文学懂行的他来参与加强领导《人民文学》《诗刊》两个编辑部的工作。张光年先生到来之后，出版局领导分派我到他身边工作，为他开展工作和日常生活提供方便，也叫秘书吧！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张光年先生不久就转身投入并担当中国作家协会的恢复工作中了。这时，我又因为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协助刘杲、宋木文参加组织肃清和批判“四人帮”在出版战线流毒的批判文章活动，当时从出版局下属各单位抽调陈原、范用、倪子明、张惠卿等人，同时认识了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来写作的谢永旺先生。谢永旺先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文艺报》工作）不久也回归作协参与《文艺报》的复刊工作并担任编辑部主任。这样，我这个已经开始了文学生命的年轻人，在不甚喜好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向谢永旺并张光年先生提出，希望到《文艺报》工作的愿望，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这样，我就在1978年国庆节以后到当时的《文艺报》所在地北京东四礼士胡同，据说曾经是大清宰相刘庸（刘罗锅）的旧宅、后又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文革”期间文化部长于会泳办公地点的地方上班。1979年1月，我正式将档案行政手续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
来到《文艺报》，方才真正感觉到走向了当代文艺的中心、文学的舞台，汇入了文艺的潮流风浪中。那个时候，因为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学组织、队伍也还都在恢复的过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表现都还刚刚开始展开。而这时，《文艺报》在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的统领下，却勇敢地担负起开路先锋、水下尖兵般的作用。像罗荪、唐达成、唐因、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刚、吴泰昌等这些中间骨干人物，个个都是勇猛的战将。而像雷达、何孔周、高洪波、我等编辑部人员，也都不失勇于冲锋的战士。记得在人们对很多此前曾经受到读者喜欢的作家作品还不敢明确对待的时候，只是因为《文艺报》提及和推崇，就很快得到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对文学作品的开禁和出版发行工作。我记得，像李建彤的，曾经被认为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小说《刘志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平反和再印刷出版的。另外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巴金的《家》等等许多文学作品，更是得此风迅速面世了。身在《文艺报》，真正地感到了它在那个中国社会思想反思、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推进文明建设发展时期的个性独特作用力量。《文艺报》是当时文艺思想和行动的风向标，是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我参加了1979年秋冬时节，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在崇文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座谈会”。这个会有来自全国的近百位文艺理论界人员参加。会上就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因为文艺被禁锢和扰乱的时间太长了，认识看法十分纷乱，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会议。因为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人们的看法还很不统一。例如，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日坛西门属于全国总工会的日坛饭店礼堂进行的大会发言中，林默涵先生就还坚持认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处理需要重新认识，但对其进行思想批判是正确的看法，就引起了很大关注。 1979年11月，我在西苑饭店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简报采访书写工作。这次会上收获的文艺文学信息内容更加丰富，也认识了很多曾经耳闻或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很是开眼界。会上就听说：周扬先生握着艾青的手抱歉地说：搞错了！艾青回答说：你这三个字，一个字管7年还多，我被搞错成了右派22年。这次会议，是全国文艺队伍重新集结和出发的会议，非常重要。
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艺报》领导为了掌握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决定集中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专题性地阅读研究长篇小说创作的状况。《文艺报》评论组组长刘锡诚，指派郑兴万和我具体组织这个活动。经征询意见，最后约请了陕西的王愚、山东的宋遂良、江苏的黄毓璜、北京的孙均政、河北的孙达佑、浙江的钟永康来京，在西山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所在地邵家坡举办读书班。这是《文艺报》复刊后举办的第一次读书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系统举办的第一个类似后来的笔会性质的活动。所以后来人们戏称参与这个读书会的人为“黄埔一期”。这个读书会后，产生了好几篇研究评论长篇小说的文章，陆续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而且这些人不少后来都成为参与新时期文学评论的骨干，对促进当代文学创作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王愚之于陕西文学、宋遂良之于山东文学、黄毓璜之于江苏文学等。读书会期间，冯牧、罗荪还同唐达成、刘锡诚、阎刚、吴泰昌、钟艺兵等亲自从城里来看望大家。那时，像张光年、冯牧等这样的作协领导，没有官气作风，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真是热情认真，亲自读作品，写文章，相互诚挚交流，关系非常亲和密切。如今想来，依然令人有如阳光温煦般的感觉！我除组织服务外，也在这个读书会上写了篇7000字的评冯骥才长篇小说《神灯》的文章。
1981 年秋天吧，我参与了《文艺报》组织召开的“散文创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可谓规模空前，受到邀请并出席的有：冰心、夏衍、李健吾、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刘白羽、严文井、荒煤、唐弢、吴祖缃、冯牧、吴伯萧、韦君宜、袁鹰、罗荪等很多著名作家和编辑部人员。会议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召开。会上围绕散文创作进行了十分自由热烈的交流讨论。记得李健吾和吴祖湘、沈从文与臧克家还发生了小小的争论。与会者都几乎认为，散文应当是真实真诚的质朴精巧表达，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防止缺乏内容质感的流于随便铺展的文字游戏。会后，《文艺报》进行了报道，并随之开辟了“我与散文”专栏，由我约请著名散文作家撰写，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家的散文写作体会文章。后来还有李健吾、萧殷等作家的文章未及发表，吴泰昌让我将存稿交与他，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结集出版，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1982年《文艺报》还同《人民文学》共同在和平饭店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张光年、刘白羽、秦兆阳、冯牧、贺敬之、袁鹰、田流、柯岩及两家刊物的相关人员刘锡诚、周明等不少人参会，对报告文学创作自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出现的繁茂情景进行总结和研究等。《文艺报》是很注意文学的全面发展的，当时在人们更多关注小说、诗歌创作的时候，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好的作用。我因为编辑部分工，参与组织这些活动也非常有收获。
在《文艺报》工作时，经历过几次全国优秀小说、报告文学评奖、发奖活动。有几件事记忆深刻。在新侨饭店的短篇小说评奖会上，有评委对韩少功的《西望毛草地》中边防农场不时夜晚搞紧急集合的细节提出质疑，引发意见。这时，张光年先生看见我坐在旁边，就说：小李，你当过兵，你看这个情节真实不？我说：那个时候毛主席讲要备战，要准备打仗。边防农场搞这些备战活动很正常。听我说完，光年先生说：那看来是真实的了！这样就打消了疑问。后来韩少功的这篇作品获了奖。在中篇小说作品评奖中，有人对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提出不同意见。负责这部作品编发的《当代》主编、评委秦兆阳，讲了这部作品创作发表前后的情况，认为作品反映表现的题材内容（“文化大革命”生活）非常值得关注，很重要。坚持认为应当获奖。后来评委会取得一致意见，这部作品获奖了。但在京西宾馆的发奖会座谈会上，不知谁不小心将茶杯撞掉，“啪”的一响。这时有位知名作家马上说：“啊！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引来在坐人们哄堂大笑。而坐在一边的路遥满脸通红，非常窘困，随之出门抽烟。我看乡党不快，即刻跟了出去。路遥对我说：×××嘲笑咱！你放心，我总有一天写出好作品来回击他！后来，路遥果真创作出《人生》及再后来的《平凡的世界》等至今堪称经典的作品。
在《文艺报》经历的事情很多，很难一一尽述。有一件事似乎还应当记上几句。1979年到《文艺报》不久，张光年先生因直肠出现病情在协和医院开刀住院。因为儿女或出国，或在外地读书，妻子黄叶绿一个人照护有困难。《文艺报》领导知他此前与我的关系，就让我去医院陪护。这样，我就到医院与黄叶绿两人倒班，陪护了他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医院里，还近距离地接触了也在此住院的薄一波、李昌、阳翰笙等，在休息室听这些老同志聊以往事，说命运感慨，对我也是收益感慨良多，有特异的内容，在这就不便说起了。在《文艺报》时，也旁观经历了由唐达成、唐因受命任务书写批判白桦电影《苦恋》的文章的情形。这个是注定会成为一个文学事件留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
对于当时年轻的我，到《文艺报》以后，最大的收获是较早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的中心和舞台。每天接触的人像冯牧、罗荪、唐因、唐挚（唐达成）、沐阳（谢永旺）、丹晨（陈丹晨）、刘锡诚、阎刚、吴泰昌等，都是文学研究水平很高的评论家、个个都是优秀的老师，所参与从事的活动，都是很好的文学学习锻炼过程。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评判水平，每每都是很好的提高和考验。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氛围和工作，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认识快速明显地提高，也陆续开始了鉴赏评论文章的写作。先后对冯骥才、刘心武、李存葆、理由、贾平凹、韩少功、金河、邓刚、简嘉、寒风、魏钢焰、程树榛、李玲修、叶梦、谭谈、刘兆林等及以后对谌容、从维熙、王兆军、赵本夫、达理、孟伟哉、苏叔阳等人的小说，和对当代所有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推动，对报告文学理论创作开展是有密切联系的，对不少作家的作品书写过长短不一的评论文章。现在看来，这些文章都比较幼稚初浅，但毕竟也是自己文学经历的一部分。正是从《文艺报》开始，我的文学评论人生开启了，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我很怀念在《文艺报》的那些虽然短暂，但却激情蓬勃的时日，感谢《文艺报》对我的滋养和鼓励！
1983 年1 月，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为了加强文学创作研究和总结咨询活动，决定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室（即现研究部）。党组成员谢永旺担任主任。我被他从《文艺报》调到研究室来，成为研究室的开创人员之一。这之后就一直在研究部工作直到退休。在这里，又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和文学活动，但那是另一段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