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印度现代文学史上的印地语小说家普列姆昌德较早就走向了世界，其作品尤其受中日两国读者的喜爱。观其现有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大都青睐于研究其文学观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对普列姆昌德作品的大量阅读研究，笔者发现其作品中的苦难问题尤为突出，普氏笔下诸多典型的农民、妇女形象，实则都是服务于其苦难主题的表现。纵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可见悲苦农民、凄惨妇女和不可接触的贱民，以及苦难家国等文学世界，其中社会现实、自身经历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印迹难以磨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认识到文学创作应紧密联系时代生活，因此其文学创作还流露出鲜明的时代意识。
二、苦难问题的展现视角
(一)农民之苦
农民的悲惨遭遇是苦难问题的具体体现。纵观普列姆昌德一生的创作，其中农村题材占很大比重，在这些作品中，他刻画了诸多生活在农村的悲苦、不幸的农民。普氏热衷于选择农民等底层人物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展现农民主要遭受地主迫害之苦、贫困之苦以及宗教政治压迫之苦等多方面的苦难。
普列姆昌德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民苦难的生活及其悲惨的命运。作家的笔下有诸多描写地主凶狠剥削农民的作品，短篇小说《牺牲》中的农民吉尔塔利遭遇了地主夺佃，失去耕种的土地和耕牛，生活来源被切断后投井自杀。作者通过农民因为土地而“牺牲”的故事，来展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压迫。《半斤小麦》中，农民辛格尔向地主借的半斤小麦，在若干年之后应偿还天文数字的利息。小说刻画了地主的精明、残忍、贪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作者再现的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令人发指、农民之苦令人同情。《冬夜》讲述了只能穿旧被单的贫苦农民赫尔库在寒冷的冬夜里艰难地看守庄稼，展现了印度广大农村民生凋敝的现实状况。描写农村的力作《戈丹》，则是勤劳善良的普通农民何利的苦难史。何利吃不饱穿不暖，穿的是补了又补的围裤，辛苦干活一辈子，最后连想拥有一头奶牛的梦想都不能实现，却累得倒下后结束了苦难的一生。他不仅忍受着贫困之苦，还遭受着地主、地主的管事、高利贷者、村里头人、政府的巡管等的无情压榨，其苦难命运映射着印度千千万万农民的命运。《博爱新村》中的葛衍那用“让农民无偿地服役”的手段，施展自己的封建压迫与剥削，低价强迫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还借助同学的私权加重反抗者默努赫的地租。除以上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小说则表现印度农民受到宗教、政治、种姓等的多重压迫。勤劳善良的他们忍受着生活的苦难与重压，精神日益麻木，穷困潦倒。总之，在普列姆昌德的小说中，多处可窥见地主的爪牙横行乡里，农民由此饱受苦难与折磨。
(二)妇女之苦
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普列姆昌德不仅关注农村、农民问题，还关注印度社会的妇女问题。他在作品中描述了印度妇女的悲惨境遇，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窥视她们的基本生存状态，也可洞察到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内心世界。
短篇小说《穷人的哀号》中无依无靠的寡妇孟伽，因养老金被财主侵吞，想请乡村长老会替她做主，不料应该主持正义的长老会却袒护财主，寡妇倍感绝望，逐渐精神失常后惨死。《礼教的祭坛》中的伯尔帕是旧礼教的无辜受害者，遭遇抢亲后，囿于尊严、荣誉以及封建礼教的枷锁，最终成了礼教的牺牲品。《老婶娘》中的老年寡妇老婶娘，到了风烛残年之际，仍要受侄子、侄媳虐待之苦，孤苦伶仃的她，把自己的财产写于亲侄子名下，没想到冷血的侄子菩提拉姆夫妻却百般虐待老婶娘，让其忍受饥饿的摧残。《服务院》中的女主人公苏曼，因为没有体面的嫁妆而嫁给丧偶且年纪大她一倍的职员，由此开始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她难耐生活的清贫，加上丈夫的怀疑和不满，被抛弃后堕落为娼妓。她被亲人嫌弃，被社会歧视，后来虽出了妓院但也只能栖身于“服务院”。《毁灭》中的彭喀是位靠炒米花、豆花收取一点东西为生的老太婆，炒米花时几次被地主捣毁，故意破坏，处于暮年的她也同样要忍受地主的横行迫害之苦。第二部以妇女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妮摩拉》写的是妮摩拉因为没有陪嫁，被迫与已有三个孩子的中年丧偶男人孟西结婚。她的结局是由于受到精神打击、疾病摧残与饥饿的折磨后离开了人世。《古姆苏》中的古姆苏因嫁妆不能满足男方而遭受虐待之苦。《失望》《鄙弃》《新婚》《丧宴》《妻妾》等也都刻画了妇女的不幸。普氏一生的创作中展现妇女之苦的内容不胜枚举，其中不管是农村的传统妇女、大家闺秀、知识女性，还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贱民妓女，都饱受生活的欺凌，惨遭生活之苦。他关心印度妇女的特殊境遇，在作品中对妇女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描绘，以此来表现她们不幸的生存状况和自身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三)家国之苦
普氏的小说涉及的家国之苦，主要是指内部的家庭矛盾与外部的民族矛盾。其中有围绕家庭矛盾展开、刻画兄弟之间或其他家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展现家庭苦难的。而他的政治时事小说则多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或民族独立运动，侧面表现出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现状。
小说《两兄弟》主要展现的是两个兄弟因经济冲突彼此仇恨。分家后负债的弟弟求助于生活较宽裕的哥哥，哥哥答应帮弟弟找抵押房产的债主，可没想到债主的名字竟然是哥哥的名字。作者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亲情，表现了他们形同路人的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已无手足之情，只有个人的利益。《家庭的折磨》中也同样展示家庭矛盾，它的产生不是经济利益冲突，也非政治原因，而是人性中狭隘的偏执观念。孩子与后母间的矛盾爆发后，一系列家庭问题显现，剧烈演变为父母双双惨死的家庭悲剧。在印度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家庭始终逃离不了社会这一大环境。普氏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小家的苦难，他还时刻关心国家社会的安危。1908年6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祖国的痛楚》里，表现了国家民族的苦难，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后，普氏在上世纪30年代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时事题材的作品。“不少小说直接间接涉及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内容，描写当时的坚持真理运动、静坐示威、游行、禁酒、抵制英货等等。”[1]短篇小说《母亲》《进军》《游行》《由妻子变成丈夫》《献身》《麦古》《酒店》《牢狱》《感受》等作品中都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在印度实行血腥的政治统治、残酷的经济掠夺以及奴役迫害印度人民的丑恶暴行。普列姆昌德在创作中，高度关注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体现了其对民族振兴的探求精神。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在目睹了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切苦难之后，萌生了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理想。
三、苦难书写之探因
印度是历史上封建统治长久而又严酷的国家，农民深受传统的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的侵害。这种制度是农民苦难的最大根源。况且，当时印度还遭受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共同激化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印度妇女的命运也是十分悲惨。印度存在特有的种姓制度，除此之外，童婚制、嫁妆制度、寡妇不能再嫁、殉节制度等等都是蹂躏妇女的枷锁。[2]60按照印度的传统，印度妇女不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妇女即使被丈夫抛弃，也不许反抗只能服从。已婚的妇女如果在外过夜，则会被认为是不洁之人。众所周知，在印度教社会里，妇女没有正常的社会地位。她们中又以寡妇的处境最为悲惨。妇女成为寡妇之后，会被看作不祥之物而遭到唾弃。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压迫妇女的落后制度仍旧保留了下来。直到19、20世纪，印度妇女的这种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妇女悲惨的生活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些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普氏创作的来源。
普列姆昌德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那时正是印英民族矛盾空前剧烈的时代。这时期的印度完全丧失了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普列姆昌德敏锐地洞察社会、体验生活、感知家国命运。国家的民族矛盾问题是他一系列政治历史小说的创作缘起。普列姆昌德个人的经历，也是影响其创作倾向的一大因素。常住农村老家、长时间与农民接触的生活体验，使得他更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更熟悉农民的生活、思想和需求。他同情农民，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观察并剖析农村社会现实。此外，普氏大量的苦难创作受其文学观念的影响，他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者，主张文学要真实、客观地表现“实际如此”的现实生活，反对主观杜撰生活。普列姆昌德曾说：“文学最好的定义是‘批评生活’。”[2]355“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要用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去观察、分析、解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作家自己的见解，表达作家自己的爱和恨，从而达到‘批评生活’或‘干预生活’的目的。”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正确反映生活问题，批评和阐明我们的生活。他写小说不是单纯地写农民、妇女之苦难，而是通过主要受难者来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即封建不合理的制度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启发，进而获得精神上的进步。普氏认为：“文学是真正的社会史，因为文学中有自己国家和时代的图画……文学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反映。”[3]在他看来，生活是文学的基础，而生活指的是广泛的社会生活，作家应该正确把握与社会的关系，艺术地表现国家与时代。普列姆昌德的这些文学理论指导着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印度社会苦难书写。简而言之，社会现实、作家经历与其文学观念促使普氏在其作品中典型地表现农民之苦、妇女之苦、家国之苦。
四、苦难问题书写意义
普列姆昌德在创作中，把审美对象的视角从历代的王公贵族转移到社会下层人物，使现代印度文学焕发出新面貌。他聚焦于社会的下层人民，尤其关注农村中卑贱的、安身立命的农民，于作品中生动地展现了农民苦难的生活与悲惨的命运，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其笔下农民的特点是多为苦难的悲惨遭遇者，且他们大多是善良淳朴的。作者写这些善良美好的人们也难逃生活的苦难，旨在全面地展示当时的印度社会中农民真实的生存现状，突出他们的可悲，以引起更多人对农民等底层人物的关注与同情，并增强其悲剧效果。其次，选择通过叙述卑贱人物的悲惨遭遇，可凸显社会苦难的重量，从而加强其对社会苦难根源的批判力度。在印度社会里，妇女一直在重重的苦难之中痛苦地挣扎，因此表现女性的悲惨命运成为了印度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4]印度妇女社会地位特别卑微，她们深受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折磨，普氏笔下反映妇女问题的一系列作品，仿佛就是当时印度社会的缩影。他以深沉的笔调和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妇女之苦，披露了封建礼教等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谴责了残害她们的传统陋习，对她们悲惨的经历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展现女性被多方面打压、侵害的严酷现实之时，他也不忘表露自己的期望。他塑造出具体的女性形象，寄希望于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希望她们觉醒后奋起反抗，希望她们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而努力斗争，并试图以此来唤醒民众，一同抵制腐朽制度与陈规陋习。在殖民地社会，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独立、不自由的，他们遭到剥夺压迫与残害。作为一个拿笔的战士，普列姆昌德的一生是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抛弃了印度传统的神话和宗教题材，转而描写民族独立斗争的现实，通过书写家国之苦，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与社会的落后。普氏在书写家国之苦、表露其自身的民族意识的同时，努力唤起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献力。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对印度传统的封建制度加以艺术的剖析和鞭挞。[5]对殖民统治的大胆揭露，对广大人民与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体现了其身为作家较高的素养。他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与封建主义对抗的意识，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成为了那个时代清醒的申诉书。
五、结语
有“印度的鲁迅”之称的印度现代小说家普列姆昌德，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具有印度风情的宏伟画卷，其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不言而喻。普氏的作品呈现出一派苦难主题的书写，他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封建性质社会的描绘，揭露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尖锐对立关系、种姓、婚姻制度的罪恶以及殖民主义的欺压。其作品替广大苦难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呼喊，苦难问题书写的社会意义当然不可小觑。究其创作缘起，可见印度的社会现实、自身的经历与文学创作主张共同促成了其苦难世界的沉痛书写。
[1]刘安武.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谈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的题材[J].国外文学，1982，(4).
[2]刘安武.普列姆昌德评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3]刘安武.普列姆昌德的文艺观[J].国外文学，1989，(7).
[4]李霞.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8.
[5]黎跃进.中国学者的视角:《普列姆昌德评传》论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