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是文化理论或文化研究的跨学科领域的一部分。主要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身份认同、文化霸权、民族认同、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一系列抵抗的历史，如翻译的身份认同、文化霸权、他者等内容。后殖民主义认为翻译就像作品的创作，是文化身份的重现。随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世界各地的兴起，产生了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巴西自19世纪20年代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国内学者从人类学、人种学以及文学角度积极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文化、文学、身份认同与翻译的关系。而食人主义翻译理论（Cannibalism）成为巴西文化翻译的一个生动的隐喻。著名翻译理论家如巴斯内特、根茨勒、维拉、以及曼迪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作过探讨。因此，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及文化内涵阐释
“食人”（cannibal）一词产生于16世纪初。传说在巴西的一个叫图比人（tupinamba） 部落的食人仪式上，他们吃掉了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Sardinha教父。自此“cannibal”这个词就进入了欧洲的语言。其目的是他们吞食别人或吸取他人的血液，就像他们吞食图腾貘一样，从中获取别人的力量。[2]食人行为是怀有敬意和特殊用意的行为，即：食人是为了获取精神或肉体的力量。食人主义者只吞食三类人：强壮的人，有权势而且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3]总之，他们愿意吃的人都是他们心怀敬意的人。巴西食人主义把翻译比作输血，就是“吞噬”原文，吸取别人的精华，增强自己的体质，进行再创造性翻译。
“食人”作为一个隐喻，其目的是吸收异类的精华，并通过注入本土元素加以转化。20世纪20年代，在庆祝巴西独立一百周年时出现了一股文化反思潮。于是“食人”一词获得了复兴。学人们重新提起这一术语来审视巴西及拉美各国与各自的旧宗主国及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他们认为巴西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宣传自己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1928年，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发表了《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英文CannibalManifesto）。食人论作为不敬的话语武器和抵抗方式出现在《宣言》中。《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巴西文化的诞生。这不仅使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反思达到了高潮，也使参与这场反思的学人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或得出了结论，即巴西只有“吃掉”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在文化上找到自我；“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4]
从巴西食人运动来看，后帝国时代人们必须重新思考“食人”这个术语的含义，这种所谓的食人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改写活动，它夹杂着对西方宗主国文化的无礼、嘲弄和亵渎。食人主义的态度是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积极吸取其有益的成分。
1963年，翻译家德·坎波斯（de Campos）出版了《作为创造和批评的翻译》（On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一书，在书中正式把“食人”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之中，产生了“食人”翻译理论。[5]在随后近40年中，他通过进行大量的“食人”式翻译实践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并创作了一系列翻译诗学的生词，如翻译是“诗歌创作”、“再发现”、“再创造”；翻译是“透照”；是“跨越天堂”（出自坎波斯翻译的但丁作品）；翻译是“跨文本化，是超越”；翻译是“海伦的转化”（出自坎波斯翻译荷马的《伊利亚德》）等。德·坎波斯的翻译诗学认为翻译赋予文本新的生命，翻译可用“吃人”，(cannibalism)一词概括。“然而，‘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是译者吃、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6]这是一种浴火重生式的突破和创新，译文不久吸收了原文，而且由于目的语文本给译文提供了营养，仿佛再生，给原文以新的生命。译文作为一种新的文本虽然运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但译文属于殖民地。这既是一种后殖民理论的观点，也是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翻译就像食人一样吃掉自己的敌人或尊敬的人，从中获得营养和力量。巴西也只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才能找到自我身份。[7]食人的象征行为不仅表现了一种自信，更重要的是在翻译中，译文可以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原文后面，成为原文的影子。同样，巴西也不能成为宗主国葡萄牙的附庸。这样，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主次关系可以完全颠倒过来，不是没有原文就没有译文，而是没有译文就没有原文。德·坎波斯的食人主义翻译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获得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8]
译者“吞噬”原文，品味原文的原汁原味，从中获取力量进行再创造，正如“tupinamba”人一样，通过“食人”以获取力量。
（2）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译者在创造性翻译之前，从原文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译语生成之后，使目的语得到滋养。
（3）积极行为，(act of affirmative play)：翻译就是用来证实源语的“新生代”，(这一翻译观念与解构主义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 输血行为，(act of blood transfusion)：类似于“滋养行为”。译者通过吸取原文的精华，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9]
德·坎波斯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食人族、吸血鬼的恐怖形象，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文化传播象征。翻译不再是从原语文化到目的语文化的转换活动，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互动和创新。因此，巴西食人主义变成了一种文化暗喻，它不再复制或模仿欧美文化，而是有选择性的与东西方文化相融合，成为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简单地说，翻译中的食人主义就是“拿来主义”，翻译的过程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0]
二、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与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
德·坎波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食人族、吸血鬼的可怕恐怖的形象，将其转化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意象和文化象征。作为诗人，德·坎波斯兄弟非常崇拜美国意象派诗人、翻译理论家庞德（Pound）。在20世纪50年代，德·坎波斯兄弟不仅与庞德保持书信往来，而且还共同探讨翻译与文学。
文艺学派的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因此，庞德认为文学创作在翻译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文学创作与翻译也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翻译过程中，庞德把翻译当作一种改写或再创作，而不关注传统的忠实性和语言的对等性。庞德一生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翻译了《大学》、《中庸》、《诗经等》，并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渗透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庞德主张诗人从原文中获得灵感，进行再加工就能译出好诗，并认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擎是翻译，而翻译的精华是借鉴东方诗歌中生动的意象。他从中国古诗中吸取营养，并通过对古诗的翻译，丰富美国诗歌，为美国诗歌注入鲜活的血液。庞德的这种翻译观正好与坎波斯的食人主义观一致。翻译中国古诗不过是在“吃”掉原文之后的再创作。[11]庞德正是通过翻译中国古诗对美国诗歌进行输血与滋养，从而丰富他所主张的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创作。
德·坎波斯最欣赏庞德翻译的一首中国古诗，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食人式地吸取精华的典范。原诗作者据传是汉代的班婕妤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4]569
《怨歌行》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这首诗借秋扇比喻嫔妃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从织机上新裁下来的一块齐国出产的精美丝绢，像霜雪一般鲜明皎洁。该精美柔细的丝绢皎洁无暇，由于是新织成，又是以盛产丝绢著称的齐国的名产，当然就更加精美绝伦。它暗示了少女出身名门，品质纯美。把这块精美的丝绢裁制成绘有合欢图案的双面团扇，那团团的形状和皎洁的色泽，仿佛天上一轮月亮。团扇在夏季虽受主人宠爱，然而却为自己恩宠难以持久而常常担心，因为转瞬间秋季将临，凉风吹走了炎热，也就夺去了主人对自己的爱宠，那时团扇将被弃置在竹箱里，与主人的恩情也就断绝了。“秋节”隐含韶华已衰，“凉飙”象征另有新欢；“炎热”比爱恋炽热；“箧笥”喻冷官幽闭，也都是语义双关。封建帝王充陈后官的佳丽常是成千上万，皇帝对他们只是以貌取人，满足淫乐，对谁都不可能有专一持久的爱情。所以，即使最受宠幸的嫔妃，最终也难逃色衰爱弛的悲剧命运，就如同秋后弃掉的扇子一样。庞德的英语译文如下：
Fan-Piece，for Her Imperial Lord
Of fan ofwhite silk
Clearas froston thegrass-blade，
You alsoare laid aside.[4]（p569）
在这首古诗的翻译过程中，庞德没有一一对应和忠实再现原文，而是重新发明、创作、构思和捕获新的意象。这种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或重构，主要突出了“洁白的丝绸做成的扇子”和“草上的白霜”两个意象。这正是德·坎波斯所主张的，也是后殖民翻译理论所需要的。从译文上看，庞德只翻译了原诗的首尾几句，但通过仔细对照阅读，就能发现：原诗的灵魂、诗昧和意境已表达很清楚。译文题目《扇，为伊皇而作》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即包含了原诗的意思，交代了背景，又婉转表达了中间略译的细节。正文“啊，娟绢白扇／皎洁如霜；雨／如宫女一般弃之一旁”，言简意远，余韵绕粱。原文以扇喻官妃，比喻贴切，语言质朴。庞德的译文删繁就简，余韵反超原诗。这是“食人”式翻译的特点之一。这种坎波斯兄弟所赞成的翻译方法跨越了文本的边界，传递着光明，忘其形骸，吸取精髓的创新过程。原文的意境是“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而庞德翻译时将原文的六行诗缩略为三行，甚至可以说简约为一个简单的隐喻：霜的意象青春短促，白露为霜。这就是诗人译诗的力量。这一过程用苏珊·巴斯奈特的话来说就是：“翻译对他来说是一个身体转换过程，即吃掉原文的转换过程，也就是吸血鬼的行为”。[12]这是“食人”式翻译的特点之一。
下面再以李白的《送友人》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庞德翻译为：
Taking Leaveofa Friend
Blue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walls，
White riverwinding about them;
Herewemust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of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ata toeach otherasweare departing.[13]
庞德认为，翻译既是创作，翻译一首诗就是创作一首新诗。翻译一首古诗不是为了完全再现古诗，而是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待这首诗，用庞德的话来说就是“更新”（Make ItNew）。李白的这首诗体现了中国诗歌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特色。庞德在译文的前两行中，采用了意象法翻译，表达了与原文基本相同的意境，比如青山（mountains），郭（walls）和水（river）。青山被译作“bluemountain”，其他都是直译。“青”在汉语中指绿色，但是，如果在风景画中，远距离青山的颜色却类似于蓝色。同时“blue”这个词在英语中有忧郁的意味，这正好烘托了诗中送别友人时依依不舍的心情。再如：“横”在原文中是动态动词，庞德在翻译时却用了了介词“to”，这样，静态的山和动态的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庞德在第三、四行译文中添加了主语“we”，强调了动作的主体，这正好与题目“taking leave of”的动作主体形成相互呼应，表达了诗人与友人的离别之情，同时也拉近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加体会到友人分别时的空旷凄凉的感觉。从《送友人》这首诗的翻译，庞德在翻译时通过尊重原文的语法结构手段，突出诗歌的意象，进一步体现了翻译为文学创作服务的目的。总之，庞德通过翻译发明了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开创了一代诗风和一种全新的翻译实践，探索了诗歌翻译的不同表达方式和翻译的不同潜能。
三、结 语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翻译观。它强调了从原文中摄食，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为译文输血与滋养。正是这种特殊的目的，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有目的、有选择性地“吸取”古诗中“精华”，突出诗歌的意象，从中国诗歌中获取本土文化需要的或缺少的东西，而并没有严格遵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这正是食人主义翻译观，即：捕获语言和意义的本质，吸其精华，为其所用。食人主义的这种翻译观是一种创新和革命，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解殖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促进多元文化共存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